阿拉法特以強硬姿態來收取民心，阿巴斯卻以他的溫和務實而受到許多激進分子的批評。爲了確保自己的地位，阿拉法特不惜向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組織暗送秋波；而堅守原則的阿巴斯則主張對巴勒斯坦非法武裝組織進行更加嚴格的控制，爲此他寧願被大衆詬罵。他們兩人當中，究竟誰更勇敢呢？在我心目中，阿巴斯比阿拉法特更加勇敢，一個著眼未來、不憚於挑戰所謂的「民意」的領導人才是真正的勇敢者；而一個遲遲不肯與恐怖組織決裂的、在所謂的「民意」面前投機取巧的領導人，遲早會被歷史浪潮所沖走。但是，不該離開的阿巴斯被迫選擇離開，而應當離開的阿拉法特卻依然穩坐釣魚臺。顯然，今天，阿拉法特已經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刻，他卻爲了自己一個人的權勢和地位，而置全民族的和平而不顧。與那些可恥的獨裁者一樣，阿拉法特希望自己成爲一個永遠都不退休的、或者是「退而不休」的領導人。

在我看來，在諾貝爾和平獎的歷史上，有過兩次重大的失誤。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將和平獎授予美國政客基辛格，一次是一九九四年讓阿拉法特與拉賓和佩雷斯分享和平獎。基辛格是美國典型的功利主義思路的政客，他在國際舞臺上翻雲覆雨，時時「變臉」。他時而插手干涉拉美各國的內政，扶植皮諾切特等軍政權；時而對專制的中國大加讚揚，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把酒言歡。這種人，爲了自己的權勢，甚至年父親都可以出賣。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在對基辛格的採訪中，多次將這個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逼到了牆角，讓他說出了許多平時打死他也不肯說的真話來。基辛格曾經對朋友說，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之一。向這樣一個投機政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簡直就是對這個偉大獎項的侮辱。同樣，一九九四年，阿拉法特登上諾貝爾和平獎的舞臺，在當時就有很大的爭論。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弗蘭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頒獎演說中，也隱諱地談到了人們的不同意見。在獲獎者的演說中，後來爲和平事業獻出生命的拉賓宣稱：「只有一個激進的方法可保護神聖的人類生命：沒有裝甲、沒有坦克、沒有飛機、沒有水泥防禦工事。這個激進的解決方法就是和平。」拉賓深知和平道路的艱難漫長與從事和平事業的危險，他說：「我們必須下決心幹好這件工作，儘管有著兇殘的恐怖主義帶來的代價，儘管有著狂熱的敵人和陰險的敵人。我們將以決心和堅毅來追求和平。我們不會鬆弛。我們不會放棄。」與此同時，阿拉法特蹩腳的演說卻無法與拉賓精彩的演說相比。在阿拉法特看來，「正如戰爭是一場巨大的賭博，和平也是挑戰與賭博」。阿拉法特最關心的是世界各國給予巴勒斯坦的捐助，他在演講中多次呼籲「認捐國」趕快將資金到位，因爲「沒有必要的物資條件，和平不能生長，和平進程也不會鞏固」。他把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當作國際乞討的絕佳機會。拉賓與阿拉法特兩相對照，高下立現。

阿拉法特以恐怖主義成名，他雖然在一九八八年公開宣佈放棄恐怖活動，但這一宣佈顯然是言不由衷的。阿拉法特不到十七歲就參與向巴勒斯坦地區走私武器的活動，十九歲那年放棄大學學業到加沙地帶參加戰鬥。一九五八年，阿拉法特與朋友們一起創立了「法塔赫」，這是一個由祕密小組組成的地下恐怖組織，實施了若干面向無辜民衆的恐怖活動。「法塔赫」後來發展成爲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中流砥柱，而阿拉法特也於一九六九年成爲巴解的主席。從那時到現在，三十四年的時間過去了，阿拉法特一直牢牢控制著巴解，凡是起企圖向他挑戰的領導人都被他「先下手爲強」地收拾掉了。正如其傳記作者所說：「如同這一地區的其他阿拉伯政權一樣，阿拉法特的統治更傾向於獨裁而不是民主。」在還沒有獲得政權和正式建國的時候，阿拉法特就已經走向了獨裁和專制，他讓自己成爲巴勒斯坦解放的象徵，成爲所有權力的核心。對於這樣一個「前恐怖分子」，我們能夠對他寄予希望嗎？他的內心深處真的熱愛和平嗎？

一個依靠暴力上臺的人自然不會輕易放棄權力。阿拉法特雖然心裏明知阿巴斯的方向是巴勒斯坦人民走向和平建國的正確方向，但他不僅不將實際權力轉交給阿巴斯，反而在幕後操縱種種反阿巴斯的行動，終於將阿巴斯趕下的臺。阿拉法特擔心阿巴斯如果實現了巴以和平，將取代自己的領袖位置，這是他不願看到的情況。他遲遲不肯推出歷史的舞臺，但黑白兩色的頭巾已經難以讓他「長袖善舞」了。去年，美國和以色列方面已經將阿拉法特排除在巴以談判之外，而他的阿拉伯盟友們也漸漸開始疏遠他。謝幕的時候不可阻止地來臨了。阿拉法特的獨角戲還能夠唱到幾時呢？

二零零三年九月五日至七日

(大紀元) 〔原題：阿拉法特不願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