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時代，曾經有一部歌頌共軍的影片《霓虹燈下的哨兵》，進駐大上海的共軍，如何抵禦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誘惑，面對花花世界和十里洋場的奢華糜爛，以露宿街頭的造型，宣揚「拒腐蝕永不沾」的革命本色。從那以後，霓虹燈熄滅了，昔日的遠東第一都市大上海，變成了毛澤東政權的供血器，既提供鉅額利潤，也不斷竄出政治火箭，四人幫中居然有三人來自上海，個個都有「火箭」的上升速度。在文革時期，上海是毛派的另一中心，「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口號，使大上海變成了破壞性造反的大本營。
鄧小平時代降臨，特別是1992年鄧南巡之後，上海，不僅再次變成黨魁江澤民的第二政治中心，而且也再次變成經濟大都市，資本主義的老底子加上政策優惠，使上海經濟有了新的飛躍，成爲長江三角洲的中心.。據官方稱：上海的人均產值已經達到4500美元，開始邁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滬港之爭也被炒的沸沸揚揚：東方明珠、亞洲第一高樓、世博會、磁懸浮、新世紀一條街，是上海崛起的標誌；高收入，好環境，穿名牌，住毫宅、開私車，還有高尚的休閒、購物的場所和浪漫的週末或假期生活……是上海媒體宣揚的中產生活；金錢的閃光讓物質動物兩眼放光，瞬間吹鼓的發財泡沫，使上海人舊夢重溫，也引來各路淘金者。
然而，與老上海的在文化上的獨樹一幟相比，現在的上海卻是精神上的死城，毛時代留下的極左遺毒至今濃厚。上海當局在文化上的作爲，除了精心供奉一具植物人花瓶之外，再無其他驕人的品牌。恰恰相反，對知識界和媒體的控制無孔不入，專門扼殺追求言論自由的努力和民間維權的正氣，對知識人施加嚴厲管制，就連在伊拉克事件上發表挺美言論的學人，也要受到來自意識形態部門和學校領導層的壓力。特別是，當我從媒體上得知：鄭恩寵被終審宣佈維持原判，法庭拒絕鄭律師幫助過百姓出席旁聽、其妻蔣美麗被從北京綁架回上海並受到全天候監控……之時，馬上聯想到上海安全部門曾經非法扣留陸文禾帶給六四難屬的善款，還以沒收陸文禾父親家的房產證相要挾，進而聯想到橫行於舊上海的黑社會青洪幫。
這樣的聯想，讓我的腦子裏閃過一種鮮明的形象對比，老上海，不僅是淘金者的冒險樂園，也是各路民間反對縱橫的自由之都，其租借地曾經保護過衆多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其中也包括現在掌權的中共人士。而作爲中國改革窗口的新上海，對人的控制一直到小區和里弄，甚至連飲食街和公廁都要由政權規劃，物質上升起水泥森林，靈魂卻墮落爲「癟三」，西裝筆挺的外表包裹著潑皮無賴的內核，中產情調的時尚裝點著物慾的頌歌，既蠻橫、兇殘、陰暗，又輕浮、庸俗、猥瑣。自由先驅王申酉被槍斃和著名演員趙丹含恨而終，已經標誌著老海派的自由和美感已經蕩然無存，不要說魯迅的尖銳、施蟄存的新穎和張愛玲的敏感早已不在，就連鴛鴦蝴蝶的纏綿、周旋的歌吟和阮玲玉的風采也消失殆盡，有的只是餘秋雨的文化口紅和衛慧的肉體尖叫。
在鄭恩寵冤案的深處，或許有兩個政治中心的權爭背景，上海幫較量胡溫中央，但這些獨裁製度的內部齷齪，也只是權力分贓的遊戲，並不具有任何制度改革的意義。在根本上，鄭恩寵案所表徵的深層弊端，是毛澤東極權對老上海自由精神的徹底閹割，是寡頭獨裁主導的權貴私有化對民間權益的瘋狂剝奪，鄭恩寵案顯現出周正毅腐敗案的重重黑幕，黑幕所掩蓋的是一張權貴式黑社會的蜘蛛網。
上海霓虹燈確實重新亮起來了，但獨裁的恐怖陰影仍然佈滿大街小巷，寡頭獨裁縱容下的權錢勾結斷裂爲兩級分化的深淵。
2003年12月20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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