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在他的文章“古来反贪何其险”中说，王春瑜在他主编的《中国反贪史》序言中有两叹：一叹历史上贪官污吏何其多，二叹清官何其少。我翻读此书，认为此外还得加上一叹：反贪何其险! 不反更险上加险！(亡国)

朱元璋是坚决反贪的。他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并将之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百姓还拥有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特权，反贪有功者受奖……他从“人皆贪”观点出发，把官吏当贼来防，宁错毋漏，一时果然收到效果。

但是，不到一百年，朱元璋这一套就被他的接班人破坏掉了──大贪官陆续出现了。

头一个大贪官是司礼太监王振。这个太监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甚至走私军火卖给敌人，但是，他曾经有过把大臣吓得尿裤子的“英雄史”，因此似乎竟不曾有人敢站出来揭发检举他。他是胡闹得让皇帝当了俘虏后才被早就恨透他的护军樊忠一锤打死，然后彻底查他的贪污账的。

接着就是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在这对巨贪的带动下，贪官污吏大量繁衍。

这时，不少朝臣纷纷上疏弹劾。其中最有力的是沈炼和杨继盛。沈炼从贪贿、擅权、结党三方面揭露严嵩父子的罪恶，并列举了严氏父子的十大罪状。他的结局是被皇帝扣上“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计取直名”（多嘴多舌，想借反贪捞名声）的罪名流放，后又被扣上“谋叛”罪处死。杨继盛也是先被下狱，后被处死。

发动科道官揭发贪官刘瑾等“八虎”罪行的一批人，不仅未能除掉“八虎”，反而被列为“奸党”，强迫他们致仕（退休）或把他们削职为民。这还是轻的，到了刘瑾当上司礼人监后，反对他一伙贪污的人的下场是“矫旨下诏狱”，“杖三十，沦戍肃州，创重，竟死狱中”了。

更惨的是同大贪官魏忠贤坚决作斗争的东林党人。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利用一切机会反腐倡廉，矛头直指专权的魏忠贤，列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一党于是生拉硬扯地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贪污受贿。酷刑之下，他们只好承认。天真的他们以为，到了正式的司法系统时还可以申诉。哪知根本没那个机会，魏党在诏狱中就把他们打死了。《明鉴》说“涟之死，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最为惨毒。光斗、大中亦皆体无完肤。越数日始报，三人尸俱已溃败不可识”，可见其凄惨状。

明朝反贪英雄之所以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简言之，是封建专制制度使然。

贪官，特别是如严嵩、魏忠贤这样贪污上万个六十两的大贪官，往往同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亲信宠臣。这些皇帝，往往连揭发检举巨贪的奏折也懒得看，就马上申斥检举人无事生非。老祖宗朱元璋定出的法律这时已成为一纸空文。

既然是宠臣，他们又总是织有一个密密的关系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休戚相关。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的上疏到达通政司后，赵文华“密以示嵩，留数日始上，由是嵩得预为地”。结果被处分的是王宗茂。魏忠贤一党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一群走狗为他奔走。当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告状信被“严旨切贵”，杨涟准备在御前“对仗复刻”时，魏忠贤竟可以设法让皇帝三天不上朝。“及帝出，群阉数百人，衷甲夹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硬是封住杨涟的口。杨涟等人以“贪污”罪被逮后，被严刑拷打。有人怕打死了没法交差，向“入参机务”的高官魏党魏广微反映。魏广微于是打报告要求制止酷刑。这一来得罪了魏忠贤，魏广微害怕得马上要求退休。

当然，老百姓站在反贪英雄一边。杨涟等人被逮，“士民数万，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生还”。

编者按：朱总理，请做人民心目中的“包公”，邪恶终究战胜不了正义，历史的结论就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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