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又讲话了：“一定要把反腐败进行到底！”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江绵恒和台湾大亨的儿子王文洋，正在联手构筑国内大权力与国外大资本结盟的电信王国，在大陆中国难以计数的大小“权力资本托拉斯”中，又增添了一个令全球瞩目的例证。
十年前，曾有《中共太子党》一书畅销海外，连续十几次再版。这本书在港台成为资本家来大陆市场做生意的准入门指南。现在，随着新太子们取代老太子，中共的权贵家族的权力与资产的规模又有了迅速的膨胀，形成了蜘蛛网一样权贵家族利益集团。正是在这张网中，那些结网的关节点即呈现于每个大陆人眼前的执政精英，利令智昏的猪哲学使这个执政精英集团整体性地陷入丧心病狂的富贵攀比之中。每一个当官的后面，都有庞大的关系网，爆发户式的家族资本积累，就在这张网中完成。这是一个丝丝相连的蜘蛛社会，其纲举目张之纲，就是政治权力。任何一个被揭出的大型腐败案，都要牵连到一个“权力资本托拉斯”。而政治改革必然要触动这种权力，也就等于是要剥夺权贵家族所享有的各种特权，还有变天过程中或变天结束后被清算的恐惧感，即便执政者本身有改革之心，家族利益也决不会允许。
相对以朱镕基和尉健行为代表的数目极为有限的廉洁勤政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腐败的权贵家族拥有难以比拟的人际资源和信息优势，他们通过官官相护和欺上瞒下的手段来谋取私利的效益之高，甚至培养出一种官场上的赌徒人格，下注之凶狠可以不顾任何后果。而一朝得手便能够一通百通，帮助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猎取更高的权力，编织更大更深的关系网和保护网。这样，中共体制内的每个官僚都处在以权谋私、一本万利的暴富的诱惑和激励机制之中。想在这样的体制中遏制这样的腐败，即便没有道义上的阻力而仅仅从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倾尽政府财政招揽监督人员和优化监督技术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腐败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各级代理人和监督者，这种利益决定了他们没有监督的内在欲望。
而法治的荒芜和言论自由的缺席，则使受损最大监督欲望最强的社会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监督权和知情权之外。
当一个社会的腐败案件的公布权、调查权和惩治权都控制在执政党手中时，不但腐败成为权贵们的专利，而且反腐败也是权贵们的特权。正如制造冤假错案和平反的特权皆在执政党手中一样。
2001年1月1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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