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共从香港和台湾“引进”了“红包”习俗和“恭喜发财”的口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旧中国“红包”和“恭喜发财”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这不能怪什么主义，而是中共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百般抵制，对“红包”和“恭喜发财”则是敞开胸怀热烈拥抱。于是“红包”与“恭喜发财”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了。

其实“红包”的传统只是长辈给小辈的压岁钱，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才作为老板奖励员工的一种形式，在台湾特别盛行。当然非法之徒也以此行贿官员，但是在香港是绝对禁止向公务员送红包的。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红包成了上级勒索下级、官员勒索百姓，以达到“先富起来”的普遍现象。

“恭喜发财”则是商业社会里人们在新一年开始的相互祝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那些官员也已经将“理论”化为全面的行动。

因此目前中国大陆开展反腐败运动，过春节以前官方就得提醒干部禁止收送红包，甚至不许拜年的绝招都用出来了。这到底是矫枉过正还是装腔作势，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于是乎也出现以下的具体“政策”。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过年前“再次”强调，要“一如既往”地严禁收送红包，党政干部“违法”者一律撤职。

“一如既往”地严禁表明以前一直是严禁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广西虽然是个贫困地区，但是贪官出奇的多，号称“广西现象”，去年被枪毙的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来就是广西的第一把手。他发出禁止收送红包的命令，自己却大量收受红包。不但是他，连他的部下，包括检举他贪污的部下，也一个个被揪出来。因此现在“一如既往”禁止收送红包，也意味著贪官们可以“一如既往”地腐败下去。

而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新世纪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是对红包的处理办法作出具体规定：党和机关工作人员在交往和对外交往中，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红包，无论金额大小，必须在收受红包的一个月内登记上交，否则将受到查处。更妙的是还规定了“任何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红包”和“不能判断是否会影响公正的红包”应一律拒绝。

如何区别可以拒绝接受和未能拒绝接受的红包？如何判断是否会影响公正的红包？这些实在大有学问。中国的高等学府似乎有必要设立一种“红包学”的专业来研究各类红包的性质及其可能产生的效果，以推动廉政建设。

就在各种政策颁发出来以杜绝春节腐败的时候，陕西《三秦都市报》却报导，全国各地方政府的送礼官员正络绎不绝地涌往北京给京官送礼，因为中央掌握了批给地方的“资源”。这些地方官还总结了送礼的五大诀窍。

难怪反腐败反下不反上，一到上面就反不下去。成克杰的人大副委员长是送钻石戒子送来的。另一个被枪毙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为送红包，才得以从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助理提拔为江西省副省长；他继续送红包以便更上一层楼；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中央也没有追究和公布他送红包的对象就匆匆地把他毙了。

要反腐败，要禁止收送红包，要杜绝官员们的发财途径，从中央的最高层著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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