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冷戰時期的羅馬尼亞共產黨黨魁齊奧塞斯庫，有一個著名的外號，那就是：「頭銜王」。因為他在執政期間（1965至1989年）大力推行極端的個人崇拜，為自己疊加了無數黨政軍及學術頭銜，並接受了大量肉麻、誇張的官方美稱與頌詞。而中共黨魁習近平，也因為官銜太多，國際社會也給他起了一個外號：「Chairman of Everything」，翻譯成中文叫作「萬能主席」。
小學生變成「萬能主席」
美國前總統拜登曾經公開把習近平叫作「獨裁者」，因為習近平除了手握三大最高權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之外，還設立大量的「中央領導小組」與「中央委員會」，全部由自己擔任組長。
習將國務院各部委的行政決策權全面收歸個人，當中包括了軍事與安全、經濟與財政、宣傳與網絡安全、外交與涉外事務、港澳與政法、黨務與組織等，只要你能想到的領域，他都是頭號一把手。
習一個人就在黨中央霸占了20多個茅坑，他的肩頭壓上這麼多的重擔，恐怕忙得連「換肩」的時間都沒有。
一個人的精力、知識儲備終究有限。當所有的重大決策全卡在他一個人身上，決策鏈條就變得無比脆弱。該拍板的時候拍不了，重大政策動不動就延誤、打架。
例如，從新冠病毒疫情的延遲處理，到外商大量撤離、每年一千多萬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新生人口驟減等等等諸多關係到國家經濟和民生的決策上，官方的動作總是慢吞吞，並且出台的政策也不起作用，都是空喊口號。
習近平手中握有那麼多的橡皮泥圖章，只要他不發話，那20多個小組就一直處於等待狀態，官員們都不敢動。從中央到各大省、市、縣的官僚們為了不犯政治錯誤，也都以中央為榜樣，全都養成了「等指示」的習慣。
國家命運「一肩挑」
習近平因為身體肥胖，步履緩慢，離開小本本連話都不會講，所以說話慢三拍，這個形像與布絨狗熊玩偶「維尼」十分相像，所以被網友戲稱為「維尼帝」。
當所有領域的最高決策權（經濟、網絡、外交、國防、審計、法治）都收歸於「維尼帝」時，中共中央20多個小組都必須等候他發出指令。但是，最高領導人個人的精力、知識結構與時間終究有限，無法同時處理巨量的專業政務，導致重大決策容易出現延誤或盲點。
因此，「定於一尊」常常引發體制集體癱瘓。
下層官僚為了不犯政治錯誤，養成了「事事等待最高指示」的習慣。國務院各部委與地方官員失去自主裁量權與主動性，形成了「上面不發話，下面不敢動」的普遍官僚怠政現象。
這種過度集權、事必躬親卻又無法兼顧微觀專業的模式，實質上削弱了國家官僚機器的靈活性與自我糾錯能力，直接導致了經濟放緩、外資撤離與政策反覆等系統性治理危機。
12年出版上千萬字 悶聲發大財
習近平兼任二十個職務，那麼他應該是忙的連睡覺都沒時間吧？但是，許多人驚訝地發現，習從上台至今，12年間出版的書籍超過千萬字。
每次伴隨習近平的書籍一出版，中共官方就下命令全黨、全軍、全國學校公款採購，全國的在職職工也要買書學習，上班必須上交學習心得，甚至連幼兒園的小朋友也要學習「習語錄」。
這在客觀上和體制內部創造了一條龐大的利益輸送鏈條：除了習近平個人獲得天文數字的出版稅之外，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央黨史和文獻出版社，以及各省的新華書店系統，依靠行政指令獲取了每年數以億計的「保底包銷訂單」。
習近平喜歡「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動用了龐大的國家國庫預算、新聞出版資源與行政力量，把其個人塑造成「英明領袖」，到處「指明發展方向」。而所有的支出，全部有韭菜們買單！
高帽再多也不嫌多
在中共的官方大宣傳體系中，習近平的「尊稱」、「頭銜」與頌詞，在數量、規格和涵蓋面上，與齊奧塞斯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官媒和中共紅頭文件中，習近平擁有很多「偉光正」色彩的稱號：黨的核心、人民領袖、新時代總舵手、定於一尊、開創性的領導人、為人民謀幸福的勤務員、有擔當的國家改革發展戰略家、重塑軍隊和國防的統帥、國際舞台上的大國領袖、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具有歷史自覺和擔當的領袖、一帶一路的總構想師等。
然而，這些表面充滿「偉光正」色彩的歌頌式的稱號與習近平的小學文化水品和工作能力卻正好相反，在老百姓看來，恰好是對習的嘲諷和羞辱。
「總加速師」與「開倒車」
習近平在 2012 年上台後，其一系列政策大幅顛覆了鄧小平時代確立的路線，如廢除任期制、強化黨控、打壓民企、加強言論審查、修憲連任等。
對此感到失望的知識份子、自由派人士與廣大網友，給習起了數不清的外號。例如：習禁評、總加速師、小學博士、小學生、通商寬衣帝、薩格爾王、習包子、包子、慶豐帝、習殼郎、扛麥郎、不換肩、豬頭、草包、200斤……
其中，「倒車帝」是批評習的政策是在「讓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全面退回毛澤東時代」。
而「總加速師」或「加速帝」，則暗喻習近平相繼出台的強硬措施，其結果都是「加速」共產黨體制內部矛盾的爆發、加速共產黨崩潰與滅亡。這個外號一出現就快速被全世界採納。
從「萬能主席」到「總加速師」，這些稱呼反映了社會大眾與知識份子對「權力極度集中卻缺乏相應治理能力」的深層焦慮。這種缺乏彈性與糾錯能力的體制，正是當前中國走入發展瓶頸的核心癥結所在。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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