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香港政府最近公布一项《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订明行政长官可“依法”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则该案件即归属《国安法》范畴审理，包括由指定法官审理、可延长扣留期、取消陪审团等等。不可忘记，依国安法规定，特殊案件还可以移交大陆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
尤有甚者，此修订竟采取“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在刊宪当日即开始实施。这是连交给社会讨论、立法会辩论的机会都剥夺了——是有什么事紧急成这个样子？政府需要强横到这个地步？还是政府担心公开讨论难以自圆其说，更可能暴露阴暗目的，因此大石砸死蟹？
依香港国安法规定，将某一案件归属国安法审理，是由律政司维护国家安全检控科提出控罪。国安法明文规定四大罪行，即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维害国家安全。经过修订，日后很多本不属国案法审理范围的案件，都可借行政长官的“证明书”，被纳入国安法审理。
律政司是行政长官下属，行政长官是中共中央政府下属，律政司要决定某重大案件是否提交国安法法庭审理，本就要秉承行政长官的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案件重要到需要行政长官亲手干涉，他已有足够的行政权力，指示律政司按他的意志执行，律政司也不能违背上级指令。
既然如此，如果案件重要，律政司本应在提交司法机关之前，就上报给行政长官，以取得特首指示为案件作出定性，那就不存在等到律政司将案件错误归类后，才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去纠正律政司的错误的必要。
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已经有足够的行政空间，让行政长官行使他认为必要的、对案件属性的指示，不会影响案件被错误归类，因而造成不良后果。
是不是因某些错误已经造成，而政府要纠错又发觉法理不足，程序复杂，如此才想出一个简便办法，以行政长官的“证明书”来补救，这就不知道了，但此事之长远影响，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然向香港人宣示，不要以为你只是犯了一般刑事罪，只要你表现恶劣，政府随时可以把你的罪名改为国安罪，送国安法庭审理，你随时可能被绳之更严苛的法律。
二是向全世界宣示，香港实行的是一套行政主导的制度，行政对司法有凌驾性，行政随时可以凭一纸公文纠正司法的“错误”。此后巿民的言论与行动，皆需符合政府对巿民的规管，如有违背，行政长官有权以他的个人意志，改变案件属性。
三是向全世界宣示，行政长官不但可以干涉个别案件的审理，更可以改变司法程序，无须得到立法机构的认可，可以先斩后奏，只凭一纸公文裁决，既没有社会讨论的余地，也没有纠错的法律机制。香港正在走向一人体制，特首权力将不受约束，依这种思路往下走，特首可以无限扩权。
李家超说自己没有扩权，又说这项附属法例没有增加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定义亦无新增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那就奇怪了，把一般刑事案件改为国安法案件，不是增加了适用范围了吗？把一般刑事罪行定义为国安罪行，不是扩充了罪行定义吗？把刑事案件的罚则变成国安法罚则，那不是新增更严苛的法则吗？
李家超和律政司长林定国都说，有些案件涉及机密，具高度敏感性，但若案件涉及高度敏感性，在律政司手上，早就可以将其纳入国安法范畴审理，又何必先送刑事法庭，再由行政长官出一封“证明书”来纠正它的属性？再说，法庭必定会有处理机密证据的惯例，依法行事，又有什么大不了？
保安局长邓炳强则说，转交国安法庭，不会增加刑期。他不是法官，怎么知道不同法庭不同罪行应判多少刑期？案件未审未判，刑期多少在法官手上，在刑事法庭的刑期，又怎可与国安法庭的刑期相提并论？如案件转移到大陆审理，你以为刑期也不会增加？
总之，这是一次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公然践踏，是香港行政凌驾司法的又一次拙劣表演。中共偷换「一国两制「的概念，至此已经不须掩饰了，香港人对此虽然司空见惯，但也要做好心理准备——香港政府会越来越专制，法治会越来越成摆设，人权会越来越抽象，自由会越来越窒息。
虽然只是一纸“证明书”之改，但这是李家超的一小步，却是香港人政治权利沦丧的一大步。
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