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秘闻——红墙外屠城 红墙内搬钱
掸封尘
【人民报消息】1989年6月4日，中共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辐射北京多个城区的屠城惨案。其令人震惊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号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共发令，号称“人民子弟兵”的中共军队，向手无寸铁，和平请愿，仅以“反腐败，求民主”为诉求的爱国学子和市民，举起屠刀，大开杀戒。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5月21日，张爱萍等七名中共上将预感到大事不妙，于是联名上书，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信的内容如下：
“首都戒严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七名上将是：张爱萍、叶飞、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
七名上将的强烈反弹，足见军队“向人民开枪”的性质之严重。
事实上，中共军队也曾多次在西藏、新疆等地杀人。但因其地域的相对封闭，而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
而此次北京屠城事件真相，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也极大的震惊了全世界。
其二，极端残忍的杀人方式之一是使用了达姆弹（俗称开花弹、炸子儿）。
达姆弹原产于英国。这是一种虽不具备贯穿力但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的“扩张型”子弹。子弹本身口径不一，多半由步枪发射，然而所造成的伤口与口径成倍数递增，并且与口径成正比。
1899年第一届海牙和平国际会议，通过《禁止使用人体内易胀或易变形子弹宣言》，明确禁止达姆弹的使用。现代军事体系中，达姆弹因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已被全球多数国家弃用。现有资料显示，即使是在二战期间，也并未明确记载有国家规模性使用达姆弹。
8964，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据各方披露的资料，至少上万人遇难。“人民子弟兵”不仅向人民开了枪，而且更令人发指的是还使用的“开花弹”。
其三，极端残忍的杀人方式之二是用坦克追杀、碾压平民。
现移居美国的北京人陈刚先生，当年身为大三学生的他，是8964历史真相的现场见证者。他在回忆文章中，再现了如下目击场景——
6月3日晚至6月4日，中共军队分多路向天安门广场强行开进，用坦克和冲锋枪一路杀进城来，一直杀到天安门广场。
北京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28号，五棵松附近，属于西长安街延长线。陈刚在301总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看到被坦克碾成肉饼、一片血肉模糊、薄薄一层贴在地上的一滩人肉馅，中间可见夹杂著一些人骨，根本分不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后来陈刚发现有几颗牙齿陷在肉泥里，料想那边曾经是人的头部……后来听说，环卫工人用铁锹把那滩肉泥铲走了。
2015年，加拿大媒体根据资讯自由法取得一批1989年北京使馆发回渥太华的保密电报，约数千页。电文把中共军队进城的画面写得非常具体。例如：“一名抱著女人和婴儿的年轻人试图推婴儿车逃离，被坦克碾过，坦克甚至调头再碾一次”……
上述中共“六·四”屠城恶行之无道、血腥与恐怖已广为世人所知。
然而，至今鲜为人知的是，就在“六·四”屠城之夜前后，以中南海红墙为界，却是红墙内外两重天：红墙外，匪兵在忙著屠城，而红墙内的中南海高官却在忙著“搬钱”。欲知这“搬钱”是怎么回事，那还得从头说起。
话说远在中欧的中立国瑞士，是最早承认北京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因此，瑞士外交官在60～70年代就享有特殊待遇，在北京能更频繁接触中共的官员，又因瑞士的中立地位，被北京视为安全的金融与情报通道。所以，即便在文革爆发时，瑞士人仍能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继续撰写长篇政治、社会观察报告。
就在1989年六四屠杀前后，某瑞士外交官在关键时刻的文字观察，出现在1989年加拿大往来电文中，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辛。
在加拿大电报中，有一段话尤其震撼。使馆人员这样写道：
一位自称“老中国通”的瑞士大使私下告诉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几乎每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找他，希望把非常可观的金额转进瑞士银行账户。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要求我们对这件事“极度保密”。
1989年加拿大DFAIT（外交部）电文中，确实记录了一位瑞士资深外交官透露过去几个月，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来找他，希望把资金转入瑞士银行。
这段话意味著什么？电文提到的是“过去几个月”，结合学生运动从1989年春天升温的时间节点，可以推测至少在宣布戒严前较长一段时间，常委们已经忙著把钱搬出去。
电文中“每一位常委”的表述更值得关注，这表示中共高层不是个别贪污，而是整个顶层集团的系统性行为。足见党国最高层已经用脚投票，连他们自己对中共、中国的未来都没有安全感。
尽管电文没有列出任何名单、金额，也没有证实是否真的完成了转账。就外交书写习惯来看，这很正常——使馆只能如实纪录“某人对我说了什么”，不会把无法查证的细节定格在档案里。
但这个“所有常委排队找瑞士大使搬钱”的画面，已经足以构成一个惊人的历史细节：在坦克开进首都前夕，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本能反应，是先确保自己家人的钱安全，而确保安全的首选方式是把钱搬到海外。
以下内容来自业已公开的加拿大DFAIT 1989电文摘要与相关报导：
【电文1】政治局常委逐一找瑞士大使，商请帮助转移资金。
原文：“According to the Swiss ambassador, nearly every member of the Chines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has approached him in recent months seeking discreet channels to transfer substantial assets to Swiss banks.”
译文：“瑞士大使透露，过去几个月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找上他，希望将可观资金悄悄转入瑞士银行。”
【电文2】大使“强烈要求完全保密”。
原文：“He requested the utmost discretion.”
译文：“他要求我们对此事绝对保密。”
【电文3】常委们对政局“没有信心”。
原文：“The Swiss diplomat noted an unusual level of anxiety among the highest Chinese leaders.”
译文：“这位瑞士外交官指出，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出现不寻常的焦虑。”
【电文4】常委要求瑞士方面“加快手续”。
原文：“Several of them urged urgent handling of their requests.”
译文：“其中数人要求尽速处理汇款事宜。”
【电文5】瑞士大使透露北京“不寻常的猜疑氛围”。
原文：“He described an environment of suspicion and fear among China』s ruling elites.”
译文：“他形容北京的统治精英中弥漫著一种充满猜疑与恐惧的氛围”。
以下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电文中，而是由当时的外交官接受访问时所提供，或由1990年～2000年的中国研究者、香港金融从业者口述或出现在学者在研讨会中提及的“外交侧面讯息”里。这些内容，对完整呈现事实与细节非常重要：
常委不是亲自出面，而是透过“孩子、夫人、侄子”出面，加拿大与英国外交官都指出很少是常委本人出面，多由其家属（尤其是子女）或是“副部级家属朋友”作为中介，此传闻也符合中共权贵惯用金融规避方式。
部分常委提出要求“透过瑞士外交邮袋”传递文件。某位退休外交官在访谈中提到：“他们甚至问过瑞士方面有没有‘外交邮袋’可用。”外交邮袋具有免检查特权，所以用来送文件亦可用来送私人资料、授权信件。也就是说，常委家属想将资金放在“不可冻结账户”与“编号账户”之下。
此外，至少有一位常委询问“能否为家人办瑞士长期居留？”瑞士大使回复：“这不是外交途径所能处理的事。”这表示中共高层已经考虑全家撤离中国并有具体行动。
据悉，对中共高层风向嗅觉极为敏锐的瑞士大使对其他使馆透露说：“他们（中共高层）害怕的不是学生，而是内斗”。来自加拿大外交官的二次口述：
原文：“He said the fear was not directed at the demonstrators,but at each other.”
译文：他说，常委们害怕的不是示威者，而是（中共高层）彼此。」
这与加拿大电文语气高度一致，而香港与瑞士银行界均指出1989期间“numbered accounts”（编号账户）申请暴增，这就和北京的焦虑有明显的时间重叠。
瑞士外交官长期获得中共高层的信任，因此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政治局层级情报。从上述史料可以得知，1989年的“政治局汇款潮”是有备而来的沉船逃资移民计划，是中共高层长期活在你死我活、鱼死网破血腥内斗恐惧下的本能反应。这点也与瑞士大使诺德曼在1950年代的观察高度吻合：“中共政治局的本能反应是为最坏情况准备逃生口。”
中共官员越高层，是越不信共产党——这无异于对中共的绝妙讽刺。
达姆弹、坦克与电汇、移民，构成了六四前夜最真实的中国——红墙内外两台戏：一台大屠杀，一台大搬钱。
（来源：大纪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