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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葛佩奇为何成为大右派（图）
姜青
【人民报消息】我北大附中校友朱彤，认识他之前，我听说在文革初期，朱彤差点被校内的红卫兵打死，原因很简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父亲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葛佩奇，所以他就该被打死？
60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我看大纪元时报，突然看到文章《为中共当“特务”被中共判无期徒刑的葛佩奇》，文中说葛佩奇是老革命干部，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其前半生涉及国共谍战，他是“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我被惊呆了，嘴巴张开半天合不拢，这是怎么回事？大右派变成了老革命，还是当年中共“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下。鸣放中，最“惊人”的发言要算葛佩奇（1911年9月—1993年1月13日）了。
葛佩奇当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讲师，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摘载了葛佩奇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和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这是生活水平下降，这是党的政策犯了错误。猪肉哪里去了呢？被干部吃光了。”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时，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人们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老百姓也欢迎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葛佩奇又发言说：
“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葛佩奇的这些言论，空前激烈，空前尖锐。通过《人民日报》转载，顿时传遍了全国。从此葛佩奇「名震全国』了。
因为葛佩琦早在1935年“12.9”运动期间就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1938年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地下工作。之后由于他的单线联系人被捕了，使他失去了组织关系。中共当政后，他多次向组织上反映这一问题，但始终得不到解决，使他很有意见。
葛佩琦的履历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初入北大时，埋头学习，少涉政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难日深，而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葛佩琦倾向于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后，葛佩琦感到不能再安心读书，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从此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葛佩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此后至1936年12月一直是北大学生会及“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的领头人物。
1937年7月底，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与一些同学赴南京，参与组织“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1938年，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二月，与战训班百名同学抵河南郑州，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为民运指导员，到各县去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
1938年7月，在洛阳经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派他去做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及官兵的统战工作，以利于新四军彭雪枫部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自此留在国民党部队为中共工作。
1942年，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以国军少将参议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身份携带配属电台到安徽界首，指挥联络人员在商丘、柘城、亳县等沦陷城镇搜集日伪军事情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奉命前往北平建立地下联络站，准备向东北转移。
1946年春，经人介绍在北平见到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颇得余之赏识，获其委任为“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此后直至1948年11月，葛佩琦一直在东北各地，从事中共情报工作，刺探杜聿明、陈明仁等国军将领情报。直至国民党军在战场败退撤离东北前夕，葛佩琦仍能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身份在社会上活动。
自1938年入党至1949年的十多年间，葛佩琦一直在掩护身份之下为中共工作。
1957年12月24日,葛佩琦因极右言论深夜在家被逮捕，羁押于“草岚子看守所”。1959年4月中旬转押北京市局看守所。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长达18年的冤狱中他受尽折磨摧残，家人亦遭牵连（二哥葛畔瑜二嫂因此而惨死），妻子为了儿女的生存忍痛提出离婚，并让儿女改姓。1975年3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其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
1975年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
1975年12月11日，老党员葛佩琦终以原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获得特赦。原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被撤销，在北京没有接受单位，难以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女儿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葛回到北京之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
住到女儿在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农村借的一间房子，每月东城区的交道口街道办事处领生活费18元。1976年9月下旬办妥从东城区粮食局每月借粮票28斤的手续。1976年10月东城区委统战部与东城公安分局研究决定在其女儿的住处给葛佩琦落户口。1977年2月下旬东城区委统战部通知葛去看房子，这是交道口东大街96号住了16户人家的大杂院内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1977年3月8日搬进这间房。
艰难昭雪之路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始平反全国的一些重大冤案。葛佩琦为自己的历史沉冤。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始平反全国的一些重大冤案。葛佩琦为自己的历史沉冤，12月25日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被中组部宣教干部局郝局长接待。人大分管落实政策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腾霄建议葛向法院申诉再审。
1979年11月12日，作为应对当年错划右派负责的单位，人大党委依据1957年报纸上刊登之词，做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仍然是“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葛只得继续到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教育部、北京市委等处继续申诉。中央组织部一位年轻接待工作人员对葛说：你的问题己经定型了，没有中央指示，难以起死回生。1980年4月2日下午17时，葛到胡耀邦家门口按门铃递交了一封500字的申诉信。胡在他的申诉信上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转交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苹，指定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局级领导接见。
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做出《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进行复查，撤销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原教学六级工资待遇。」
1982年5月4日，葛给罗青长写信，陈述了其经历和目前急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1944年秋葛佩琦从沦陷区回到西安由赵耀斌给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接上了党组织关系。1982年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的这份证明材料。葛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也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建议恢复葛的党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证明材料报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并建议批准恢复葛的党籍。198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作出决定：“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连续计算。”
1985年6月14日，葛向北京市委提出申诉，请求解决复查结论中遗留的未明确是“错划”右派问题。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通知：“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1985年是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写的《抚今追昔意纵横 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报发表了周建明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 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身后之名
1993年1月13日，葛佩琦因心脏病发辞世。新华社为此发的电讯稿写道：“……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委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前辈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者的本色。”
葛佩琦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为自己辩护，如果他表面上不是国民党少将，就不会有人身自由，就不会有申办的自由。在中共的统治下给一个人定罪很容易，但翻案却极其难，可能要用余生也翻不过身。△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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