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政權眼裏，農村、農民就是不過如此，就是貧賤的命。中共歧視了幾十年，農民被盤剝了幾十年，貧窮了一輩子，低賤了一輩子，貢獻了一輩子。

最近，河南、廣東兩位大省的書記相繼提出，要改變對農民的稱呼，取消「農民工」這種帶有身份歧視的做法。不管其用意在何，但我們還是得問一下：假使真的取消「農民工」的稱謂了，就能改變對農民工的歧視嗎？就能一勞永逸地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農民的地位？

取消農民工的稱謂，幾年前就有人大代表在「兩會」呼籲過，好像政協部門也作過調研摸底。讓一個流行多年的稱謂消失，在中國肯定不是難事，當局下個命令大概就可以了，因爲中共習慣於心血來潮，搞形式主義的換湯不換藥。可問題在於，它有沒有實質的意義？

中國農民在中共革命打天下的年代，被冠以「主力軍」，抬到了天上；革命後被卸磨殺驢趕到了農村，一下子掉到地下。城鄉二元結構、農產品剪刀差等像一把把刀子，把農村、農民劃得千瘡百孔，生機全失，千百年來安居樂業休養生息的農耕文明已經不再，古人詩下那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情畫意田園美景早已成爲歷史的記憶。今天，農村留給我們的只有貧窮，作爲農村主人的農民只有拚命幹活辛苦勞作，數億農民工還不得不捨家撇業到處打工，做苦力一般的同時還要備受歧視，承受心靈煎熬……，至於什麼戶籍歧視、就業歧視、同工不同酬、子女教育、醫療等各種保險就更不必說了。

明擺着，在當局眼裏，農村、農民就是不過如此，就是貧賤的命。中共歧視了幾十年，農民被盤剝了幾十年，貧窮了一輩子，低賤了一輩子，貢獻了一輩子（甚至祖祖輩輩），當局早就心知肚明，還不是外甥打燈籠——一切照常照舊？

我們舉兩個例子。城市化是這些年「新農村」建設的內容之一，中共各級政權都感興趣。目前城市化率大約40%，以後要逐漸達到70%以上。中共爲何熱衷？是關心農民疾苦還是醉翁之意？那是因爲中共利益集團看中了比金子還貴的農民的土地！所以溫家寶去年才幾次強調，農村要保持農村的特點，不要強迫農民上樓，「趕農民上樓」。

另一方面，就是農民都被城市化了，「被上樓」了，那你在城裏能幹什麼呢？坐吃山空也得需要錢吧。土地歷來是中國人民的命根子，一旦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生活非但沒有保障，看樣子只有心甘情願地對中共政權俯首帖耳的份兒。

再比如，關於取消農業稅以及如今糧食等農產品漲價，往往成爲中共各級政權撈取政治資本的工具。人們聽說種地都給錢，簡直對農民也太恩賜了。農業稅我們就不必提了，世界上本來也沒幾個國家還在收。最近披露出來黑龍江五常大米收購銷售「內幕」，就足以給那些只看表象，誤認爲農產品漲價農民會多多受益的人潑點冷水。

五常大米作爲中國知名品牌，市場賣價往往每斤數十上百元，有的高達199元一斤。可從農民手裏的收購價僅僅不及2元，還得遭受收購企業的種種刁難違規壓價。一個農民20畝稻田，全家辛苦一年，所掙不到3萬。拿一斤50元的大米來計算，拋去企業的收購費（每斤水稻2元）、加工費（每公斤0.2元）、包裝費（售價的二十分之一）等成本，企業獲利幾十元，而種地的農民只得區區1元（每斤水稻成本1元左右）！五常大米年產量25億斤，只要每斤收購價稍微提高一點點，廣大農民就能有數億的額外收益。這一點，把大米作爲特色農業來打造的地方當局完全可以做得到，但面對農民，當局還是那麼淡定無爲。

所以，取消農民工的什麼稱謂並不見得有多重要，關鍵在於如何保障農民的切身利益，而不在於什麼名稱。其實質是何日恢復農民的國民地位問題，平等問題，說句不好聽的，是當局怎樣把農民真正當人對待的問題。但中共政權能夠良心發現，推倒自己一手精心構建起來並時時維護的對農民歧視的「柏林牆」嗎？

由此我們聯想到一個在報紙上看到的小故事。一對帥哥美女相處後談婚論嫁，婚後妻子生下一子，但卻又黑又醜，引得衆人愕然，丈夫猜想肯定是美妻紅杏出牆，由此矛盾頓生。經DNA鑑定，確爲親生。無奈，還是妻子道出真相，自己長相欠缺，做過美容整形手術！

這個故事挺有趣，放在改農民工稱呼上再恰當不過。因爲形式總歸是形式，既不治本又不治標，花樣再翻新、再多也無用。只要農村的地位不改變，農民工沒有起碼的尊嚴，間隔農村的柏林牆不倒，中共政權的本質不動，你叫他什麼工也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