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濱興爲何讓衆多網民們如此不滿？從方濱興的官方簡歷可以看出，他主持建設了「國家網絡安全監控平臺」等多個相關係統，並「在公共互聯網上的網絡安全事件的處置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換言之，因爲其參與設計的防火牆的存在，使大陸民衆既無法自由獲取外部的信息，也無法在「牆」內自由發表意見。而方濱興也是作繭自縛，據其稱他自己也需要靠VPN訪問國外的網站。

有着衆多顯耀頭銜的方濱興並非意識不到4億網民們「怒從何來」，並非不清楚自己在扮演着怎樣不光彩的角色，但現實的利益讓其依舊選擇了這條助紂爲虐之路，並辯稱自己是爲「國家作出的犧牲」。看來，方濱興可能沒有意識到或者也不想搞清楚「國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家，有多少人願意防火牆的存在？又有多少人允許你方濱興這樣做了？很顯然，方在此是有意將爲中共政府作惡與爲國家做事混淆，說方是在爲「中共政府作出犧牲」倒是恰如其分。

類似方濱興這樣站在中共立場上做事、說話的我們不妨稱之爲「御用文人」。這類文人的重要特點是完全沒有了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而是懂得如何服從中共的意志，爲中共的專制統治辯護；知道要讚美誰，知道要罵誰；知道要迎合誰，知道要打擊誰。

從1949年中共建立極權統治後，這類知識份子就層出不窮。比較典型的如被稱爲「紅色知識份子」的郭沫若。他不僅對共產黨領袖極盡諂媚之能事，而且是「黨指哪兒就打哪兒」。雖然當不斷爲其樹立「光輝」的形象，但其卑劣低下的人品早已爲衆人所不齒。

可惜，前人的經驗總是不能爲後人所汲取。從90年代迄今爲止，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法律、科技、文化等領域這樣「甘爲中共孺子牛」的文人並不少見。不妨舉幾個突出的例子。

中科院所謂院士何祚庥，雖說是研究物理的卻政論性文章幾百篇，物理學方面成果缺缺。1999年，他與公安部配合，發表文章稱法輪功導致人得精神病，構陷法輪功。2006年，針對頻繁的礦難，他的驚人言論是：中國煤礦死人無法避免，不是因爲「腐敗」，是因爲「窮」，「誰讓你們不幸生活在中國」。此外，「量子力學的運動規律符合三個代表精神」、「中國傳統文化90％是糟粕」都是出自何祚庥之口。瞧瞧這些言論，你能說這不是一個典型的科痞？！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經濟學專家厲以寧如此說過：「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有希望。中國窮人爲什麼窮，因爲他們都有仇富心理。」「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是否可以引進民間資金來做廉租房？」發出如此怪論的厲教授，大概從來就不知道貧窮是啥滋味吧？

今年年初，韓國《朝鮮日報》記者就中國若干問題採訪了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潘維和《炎黃春秋》雜誌主編吳思。報導稱，潘維對建設「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爲如果推行西方民主改革將帶來毀滅性結果。而吳思卻表示，只有進行民主改革，中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享受着美國求學帶來的諸般好處的潘教授讓我深爲懷疑，他究竟在美國學到了什麼？！

對於言論自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則有着如此高論：「記者是中國的一大公害，要以法律武器打擊漢奸記者」，「全國人民應該起訴南方某報系等媒體，因爲南方某報系天天在誣衊我們革命先烈，誣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誣衊全體中國人民」；「美國人民並不自由，而且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應當學習朝鮮」。看來，如此欣賞朝鮮的孔教授應該換個國籍了。

當社會中的有毒食品愈來愈多時，中共的專家們卻出來說「無需恐慌」，「服用三聚氰胺含量較低的奶粉不用過於擔心」，「我們政府對食品的監管力度，絕對是全世界的第一！」「只要科學吃米，我們市面上出售的大米仍然安全，可以合理地規避鎘超標帶來的吃飯風險。」問題是百姓如何「科學地吃米」呢？如何相信奶粉不含毒呢？

還有那個在四川地震後「含淚勸告全國人民」的餘秋雨，對遇害學生的家長們說道：「你們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如果餘秋雨也有孩子罹難，他也會如此「顧全大局」嗎？

古人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也就是說，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甚至要有犧牲精神。可是，在中共的洗腦和恐怖壓制下，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沒有了脊樑，而上述人格扭曲的知識份子更是成爲了中共政權欺壓、欺騙世界和百姓的幫兇，其對社會、對人民的危害並不亞於中共。

只是我很想知道，當中共垮臺的那一天，這些知識份子該如何自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