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蔣介石爲了集中精力正面抗日，對背後不斷破壞騷擾威脅政府全盤抗日大計，試圖建立蘇維埃政權分裂國家的中共發動了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而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在陝北重新建立了根據地。此時中共的一貫支持者蘇聯開始面臨着東西方戰爭的威脅，因此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 「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即在中國，要求中共要「聯蔣抗日」。但蘇聯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爲一個引導羣衆爲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

正是在蘇聯的指示下，中共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要與國民黨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積極準備全面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侵略中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後，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共產革命「新階段」。

而當時國民政府爲了應付西北形勢的需要，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東北軍的張學良、第十七路(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爲副總司令，共同擔任剿共任務。

面臨着國民黨數倍於己軍力的包圍，中共爲了求得生存空間，採取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聯蔣抗日」旗號，但實質上卻是暗地裏反蔣不抗日；二是國統區利用民衆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實爲中共製造混亂、動亂與暴亂，直至爲中共救亡。當時的所謂上海「七君子」，後來被證明與中共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三是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並派中共黨員策反張學良和楊虎城，並最終取得成功，張學良甚至成爲了中共的「特別黨員」。

根據中共黨建雜誌披露，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閻明覆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共黨員的問題問過呂正操，呂明確答覆說：「張漢公是中共黨員」。

充滿野心的楊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張學良遂發動了西安軍事叛變。九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當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而並非僅僅是張簡單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張。

事實上，西安軍事叛變的幕後策劃者正是中共。在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然而，出乎張、楊意料的是，西安軍事叛變之後，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中共吹捧爲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爲鮮明。爲此，他與朱自清、馮友蘭等一羣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爲張學良叛變事聲明」。平日在課堂上從不講多餘之言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衝衝地說道：「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而曾經態度曖昧的各地方勢力也一致討伐張、楊。

最讓張、楊沒有想到的是蘇聯的反應。擔心同時將面臨東西線作戰的斯大林在事變後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中共殺蔣。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來去說服張、楊以及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聯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

面對着全國的聲討和蘇聯、中共的「背信棄義」，輕信盲從的張學良陷於深深的懊悔中，因此決定陪同蔣介石回南京，表示負荊請罪。張學良送蔣回到南京後，一直被囚禁、軟禁，後來隨蔣到了臺灣。九十年代在美國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無論中共怎樣「盛情邀請」，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那麼，後來的張學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發動的西安事變呢？1954年，張學良在見過蔣介石後，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張認爲自己當時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爲實現抗日心願，以致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十分後悔。蔣的第二個兒子蔣緯國生前回憶了與張學良幾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後就抱着我痛哭說，老弟啊，我這老哥哥做錯了事啦！」

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張學良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歲生日時，引用《聖經》中的話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據悉，張從來沒有抱怨過蔣介石對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國後，《紐約時報》曾對其進行採訪，張解釋他爲何決定送蔣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那是叛亂，我不得不負起責任。」只是張學良醒悟的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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