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穗芳13歲攝於香港。

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爲「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卻成爲進入大學深造的同學中落選的人。在收到「不錄取通知書」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員叫去參加「鬥爭地主大會」。雖然那時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結束。在會場上，人們對「地主」拳打腳踢，叫嚷着要「槍斃他」。我是專門被叫來接受這個場面的「教育」的。有人對我咆哮：「你以爲你是誰？你的出身是反對官僚資產階級。」我被嚇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此時，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

這時，我想到了祖母宋慶齡，就從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卻因風溼病去了外地療養。我在北京還有做建築師的嚴星華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鄰居朱培英一家，他的父親朱學範當時是郵電部長。我到了舅舅家，舅舅當時正在蘇聯，設計莫斯科—北京飯店，舅媽的警覺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學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當天，舅媽就去派出所彙報了，這意味着我不能在她家裏多呆。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會連累他們，還吩咐兒子不要和我來往。

我當時沮喪極了。在萬般無奈之際，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把自己的苦衷告訴了他。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我把祖母給我的信寄給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幹部來找我，她說：現在國家的政策是一時向左，一時向右。她許諾：這個學期入學太遲了，等到明年我將會獲准進入大學讀書。

孫穗芳和父親孫科1969年攝於臺北。

由於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認爲有「毒素」，於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農村勞動，住的地方潮溼陰冷，睡的是泥土地，這段時間造成我全身風溼性關節炎，至今沒有治癒。讓我幹最髒最苦的活，被認爲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個方式。因爲我的出身，我得用勞動來清洗血液中上代傳給我的「毒素」。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我經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猶如做了一場噩夢。

文章來源：《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後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4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