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來日本是在1988年，在那個時候正是六四的前夜，很多中國人都存在着一個強烈的疑問：爲什麼同在亞洲、有類似文化傳統的日本，在市場經濟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執政黨和政府還能保持足夠的清正廉潔，而中國雖然只進行了十餘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但是中共的整個權力機構卻已經腐敗如斯。西方社會找到了一個多黨執政、三權分立的辦法，約束某個政黨（特殊的利益集團），使他不能利用政府這個利刃來肆意宰割百姓，而日本的自民黨執政二十多年，一黨獨大，卻也沒有走向極端。是一個什麼樣力量在背後約束着它呢？

在日本居住了半年之後，我認爲我找到了答案：地震。初到日本的人一定會驚愕於日本頻繁的地震，當時我就想，雖然日本國土狹長、資源匱乏，但是發達的經濟、豐富的商品供應已經使人們很難直接感受到這些因素的約束，只有地震在時時提醒着人們，危機就在眼前。這種危機感使人們能夠約束自己，使社會不致走向極端。但是，我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無論怎麼看上去，這似乎都還不是最決定性的因素。

在這之後的近二十年間，我在中國經歷了社會倫理、道德的潰決。當我又一次旅居日本的時候，我對上述問題有了新的答案。

如果一直生活在一個荒蠻、原始的社會中，將無從知曉社會禮儀、道德爲何物，而生活在一個禮儀、道德成熟、穩定的社會中，可能會把這種禮儀、道德看作是如同空氣和水一般自然存在的東西，也很難體會到這些對於人類社會來講是如何的難得和珍貴。只有經歷了它的快速崩潰，而又在一個相鄰的地方看到了它，才能體會到它的作用和彌足珍貴。

中共執政的近六十年，最下力氣做的一件事情是摧毀中國傳統的禮制和道德。雖然中國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已經在以禮治國，但是到了今天，禮治的概念已經從中國人的頭腦中被連根拔除，人們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禮制尚能治國。我可以用我經歷的兩件很小的事情來說明中國倫理道德的變化。大約在1991年前後，我與同事出差，在一些偏僻的地區沒有出租車，需要臨時搭乘當地居民的車輛。當時我們決定送給司機一些小禮物作爲搭車的酬謝。按照中國的傳統習慣，禮物應當是在搭車之後送出，這表示了一種對對方的尊重。中國有句古話：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如果把對方當成君子，在搭車之前送禮物，對方同意我們搭車，就可能被看作是貪圖禮物，而非助人之義士君子。

我當時按照中國傳統的習慣，很自然的選擇在搭車之後贈送禮物。這本來是一件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這麼多年之後我還能記得這件事情源於當時一個同事的一句話：既然已經搭過車了，爲什麼還要給他禮物呢？

這麼一句看似很普通、簡單的話能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還在於這個同事隨後向我做出的解釋。如果要給禮物，也應當在搭車之前給，這就如同支付報酬一樣，即使這個駕車人當時可能不太願意讓我們搭車，因爲有這個報酬也會改變主意，這樣這個禮物才有實際意義。而在搭車之後，我們幾乎永遠都不可能再見到這個駕車人，他是否在意我們給禮物，對於我們毫無意義。非常實用、明確的利益判斷，只是其中看不到一點在中國演繹了幾千年的仁義禮智信的影子。

這個同事是一個典型的中共黨員。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各級官員中，幾乎百分之百的都具有這種不考慮一點信義因素，純粹利益判斷的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在中共的體制中，獲取更高的職位和利益。這種徹底的利益判斷受到提倡，大行其道，正所謂「悶聲發大財」，而傳統的義禮信卻受到了中共從各個方面反覆的批判。一個國家、民族中民衆的道義觀念，不僅沒有被提倡，而是被反覆的批判、壓制，甚至是殘酷的鎮壓，古往今來，寥寥數家。

前幾年日本毒大米事件轟動一時，相比之中國一些五毛煽動下的「愛國者」毫無道義的喧囂，日本一位經營中國大米的老闆引咎自裁的報導，使我被一種道義力量所震撼。這個老闆的舉動可以說純粹基於道義。這種純粹的道義判斷正是維持一個社會均衡穩定的終極力量，也是一個民族的魂魄。

比較中國已經被壓制到極點的倫理、道義，它完全是與權貴階層的極度腐敗相輔相成的。也正是看到了這樣一個維持了幾千年的倫理、道德體系，在幾十年間就被破壞得如此厲害，更反映出了這樣一個體系的來之不易，維持它的艱難。實際上中國當今倫理道德的崩潰，即將導致全社會的崩潰。這一點從我知道的另外一件小事上已經露出端倪。

小女數年前剛上學，有一天告訴了我一件事情。她的一個同學在教室裏只有她們兩人的時候借用了她的文具，當她索還的時候，她的這位同學說：誰能證明我借了你的文具呢？聽到這句話比聽到吾女被搶劫更讓我吃驚。一個小小孩童，就能如此毫無信義，如此行爲若要延伸至整個社會，那商品交換、財產所有都將蕩然無存。一個人時刻都得證明自己所有之物歸自己所有，那這個社會還能存在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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