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人报导，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会上坦承：中国人均GDP仍然是居世界百位以后，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一天一美元收入这个标准，中国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他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

大陆媒体报导指出，长江与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工资几乎十年没有增加，中国已脱贫的不少农户又开始“返贫”。原本弱小的中国中产阶层，被超高的房价、抚养孩子和老人的成本压得连连叫苦，这些中产阶层已集体消失。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直到今天，中国还有这么多的人口，1.5亿至少超过中国的人口10%以上，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人员处于贫困、而且是赤贫化这样的一种贫困状态，可以充分反映出这样的一种制度结构或讲收入分布结构是严重不合理的。”

与此同时，在中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下，大陆涌现出庞大的新富阶级，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官员及其子女亲属。

最新公布的胡润富豪排行榜显示，中国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达130人，仅次于美国的359人，财富超过150万美元的富豪，达82.5万人。

黑龙江经济学者廖诚说：“中国的特色是行政垄断导致贫富差距大，中国的贫富差距大是垄断行业靠着权力来暴力剥削百姓，他们没有危机感，他们可以挥金如土，中国这种富人多数都是巧取豪夺致富。”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资料，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已从去年1月的86亿美元增至94亿美元，占全球的27.5%。

近年来，大陆网民曝光了不少奢侈成性的中共贪官，其中有：抽天价烟的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佩戴天价劳力士表的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委书记杨光远、温州赴北美的公费考察团，以及最近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副局长刘胜强摆酒110席嫁女等等。

大陆《第一财经日报》1月21号报导，2008年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指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

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政府行政开支20年来增长了87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发表文章指出，根据统计，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收入(不包括农民工)占GDP的比重不到20%，而行政管理费用则占到GDP的30%。

近日，官方《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在网上调查民众的关注议题，在反腐倡廉、贫富差距、调控房价、医疗保险等候选热词中，大陆网民最关注的是反腐倡廉。

1月12号，中共举行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声称，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惩处。

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在自由亚洲电台评论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便是中南海的反腐剧情。反腐，不仅没有决心，简直是无心。一年前，国内报刊就披露网络民意调查：要求立法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民众达90%；反对建立这一制度的官员却高达97%。”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虽然连续几年在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上被提出，但一直没有通过。去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对外界关注的这个所谓“阳光法案”一个字也没提。

经济学者廖诚说：“当官的他们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怨声载道言论对他们一点儿不构成震慑，没有独立出版社，他们越来越不顾名声。中国政府的官员比侵略者还严重多少倍，哪个世界也没有像中国现在这么疯狂的，胃口越来越大，简直太严重了。这也是制度的必然规律，权力不受约束，只能是得寸进尺、越演越烈。”

美国之音援引观察家评论指出，一万亿的三公消费和数不胜数的贪腐背后，是数以亿计的底层民众的贫困和倾家荡产，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官民严重对立、民众对腐败官员的痛恨，已经到了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临界点。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衡量收入分配程度的中国基尼系数已增至0.47，超过0.4的警戒线，若达到0.5，将出现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