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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文化」──了解它、解體它、唾棄它(圖)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2007年3月8日發表
 


經濟學家從經濟角度肯定《解體黨文化》一書的出
版將使「民主中國」早日到來。(博大出版社提供)

【人民報消息】自1980年代以來,共產極權社會就紛紛轉向、政權倒臺,也就是向自由民主、自由經濟制度傾斜。蘇聯和東歐諸國過渡的速度較快且徹底,但幾乎同時進行放權讓利改革的中國,卻停留在半吊子自由化的路上徘徊。大致而言,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沒進展世人皆知,而被稱譽的「經濟崛起」也碰到瓶頸,具體的表現就在2006年10月底中國外匯存底突破1兆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以及2007年2月27日中國股市重挫8.8%,是近十年來單日最大跌幅,進而引發全球股災。

儘管各方有諸多解讀,但根子是「龐大遊資氾濫」致金錢泡沫投機遊戲猖獗,應無疑義,追其源頭則是中國經濟自由化緩慢、受阻,其實自由國家也經常因爲實施管制、保護政策而出現類似風暴,斑斑史蹟足可印證。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體較龐大、體制異常僵硬,最重要的是它在獨樹一幟的「黨文化」下病入膏肓。

表面上,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前景看似一片光明,然而產權大師張五常教授早在1981年就提出警告,認爲中國很可能走入「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印度之路」,要再進一步改革「嘎嗄乎其難哉!」於今觀之,張教授不幸而言中。大家或許會問:印度在20世紀末大力改革,如今已蛻變爲「躍升中的明珠」,中國難道不能「有爲者亦若是?」答案當然是「有可能!」但難度很高,除非中國放棄共產體制成爲「民主中國」,這也就是關鍵所在。

回顧1988年9月19日下午,當時的中共總書記、經改主導者趙紫陽總理與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經濟大師弗利曼(M. Friedman)對話兩小時,之後弗利曼夫婦聯名寫了一封他倆十多年來沒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評述趙紫陽爲「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爲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

此信重點在最後兩句,隱含「癡人說夢」之意,弗利曼夫婦應有立此信存證的用意,也就在隔年(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趙紫陽沒能站在「民主改革」的學生這一方,沒能登高一呼讓解放軍槍口轉向,不但他自己從此被卸權、軟禁至死,中國的民主幼苗慘被連根拔起,而堅固的全面性界定貪污權利的分類管制也牢牢生根。追究其因,趙紫陽迷信「黨文化」,走不出「黨文化牢籠」,「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就是赤裸裸答案,由此可見中共的「黨文化」之威力何其強大。爲使中國人民、臺灣住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免受金融風暴和經濟海嘯無情摧殘,破除中共黨文化讓中國人、乃至全體地球人不受中共黨文化荼毒,讓「民主中國」早日來到是唯一正路。

《大紀元時報》繼「九評共產黨」社論之後,再推出的「解體黨文化」社論,就是了解「中共黨文化」、解體「中共黨文化」、唾棄「中共黨文化」的終南捷徑。關心人類生死存亡的世人,都有必要一睹這本《解體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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