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歌聲與謊言
2）不同時期的改頭換面
3）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怎樣
4）共產黨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2. 「爹親孃親不如黨親」

1）宣傳中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
2）灌輸黨媽媽情結
3）認賊作父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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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有很多與衆不同之處。讓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點是標語口號滿天飛。網友收集的「中國標語大全」，內容涉及計劃生育、打擊犯罪、封山育林、普教掃盲等等，還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口號，其粗暴野蠻、荒謬可笑，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可是國人幾十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還以爲這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因此也就見怪不怪了。

共產黨爲什麼在文宣方面如此重視標語口號的作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兩點：第一，標語口號簡短、上口、形象、易記，作用直接，效果持久；第二，因爲標語口號往往十分簡短，不可能包含複雜的論證過程，因此它們所宣傳的理論政策本身的荒唐錯誤、似是而非就被掩蓋起來，不易爲人察覺。

有一組口號，貫穿了中共幾十年的暴政史。這組口號集中體現了中共的集團目標，中共曾花大力氣反覆灌輸並用各種文藝形式圖解渲染。雖然隨着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這組口號有時候會改頭換面，以另外一種或多種形式出現，但其精神實質沒有變化，其目的就是鞏固人民對共產黨的依賴和順從，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組口號是：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爹親孃親沒有黨親」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黨叫幹啥就幹啥」

我們在第三章中論述了中共的灌輸手段，不管是宣傳機器、文學作品、教科書，還是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文藝形式，都好比樂器，它們是中共用來灌輸黨文化的工具。當然，具體創作者隨着時代或者當時的社會形態、經濟形態的不同，用的素材可能不一樣，創作出來的東西可能不一樣，從這些樂器中出來的曲子，可能曲調千差萬別，但是表達的主題卻與這四句口號一脈相承。如果從具體的種種現象回到它們的主題和要表現的東西上的話，那這四句口號就是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宣傳中常見黨文化的創作指導大綱。要是想弄明白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的形形色色表現的實質，就不能不剖析一下這四句口號。

1.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歌聲與謊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 共產黨辛勞爲民族 / 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 / 他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 他領導中國走向光明 / 他堅持抗戰八年多 /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 他建設了敵後根據地 / 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

這首傳唱極廣的中共頌歌創作於1943年，當時的歌詞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1950年毛澤東在「中國」前加了一個「新」字，歌詞於是變成了今天的樣子。

這一個「新」字，加得很有講究。當時的中國人，都有在中華民國生活的經歷，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和這些人的人生經歷相左，不易使人信服。此其一。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共產黨的詞典裏，「新生事物」是個有特定涵義的名詞。如果說什麼東西是新生事物，那它一定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有着「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的未來」。同時，它的任何缺陷，都是「新生事物的不成熟」造成的，在一個不可確知的將來，這些缺陷都可以逐一克服。共產黨也的確是這麼給自己辯護的。

這首歌出籠的背景是：1942年，領導國民政府進行全面抗戰的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其中有一句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躲在延安「整風」 的共產黨針鋒相對的發表題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論，聲稱「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因此，這首歌的主要內容是講「中共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領導抗戰」既不是中共的主觀願望，也不是客觀的事實。在大敵當前的危急時刻，中共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藉機發展壯大自己，最終奪取政權。中共在名義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輿論收買人心，暗地裏「一分抗日、兩分應付國民黨、七分發展壯大自己」，甚至與侵華日軍暗通款曲，倒賣鴉片。應該指出的是，抗日戰爭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開始了，歷時十四年，國民黨1932年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3年進行了長城抗戰，但中共卻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個月後，在江西建立了割據政權。中共一直說是「堅持抗戰八年」，等於自供它在1931年到1937 年之間根本沒有抗戰。

中國大陸出版的《劉少奇年譜》顯示，作爲中共在江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劉的全部軍令、報告，竟無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於如何打擊或分化國軍。中共參與的大型會戰只有「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就「平型關戰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伏擊了敵人的補給部隊而已。這次戰役被中共稱爲其抗戰開始後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但在中共的歷史記載中，從來不提第二次、第三次勝利，因爲這是中共參與的僅有的兩次較大戰役之一。「百團大戰」在中共內部卻被認爲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成爲彭德懷的「罪狀」之一。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一次用這件事打擊彭德懷，「一些同志認爲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1972年，毛澤東還對到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你們不用道歉，如果沒有你們的到來（侵略），就沒有我們共產黨政權。」中共到底是積極抗日，還是積極支持日本侵略中國，從毛的話中，答案一目了然。

中共在其「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也很能說明中共對抗日的態度：「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顯然，中共真正的敵人是國民黨，八年來中華民族抵抗外辱的浴血奮戰中共提都不願提。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檔案局主辦的「民族魂」網站上，羅列的「抗日戰爭時期」 犧牲名單中，絕大部分都是死於同國民黨的戰鬥中，只不過時間是屬於「抗日戰爭時期」而已。中國民衆耳熟能詳的戰鬥英雄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等無一犧牲在抗日戰場。

與中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被毛澤東譏爲「下山摘桃子」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間，領導國民革命軍在正面戰場與日軍共在38,931次小型戰鬥、1,117次重大戰役、22場大會戰中較量，犧牲將領200位以上，傷亡人數高達330餘萬人，在臺兒莊、淞滬、長沙、獨山等正規戰，上海、筧橋等空戰中給予日軍重創，最終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在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失去任何蠱惑人心的能力的今天，中共頻頻祭起民族主義大旗，自封爲中華民族的正統代表，因此決不會放棄對「抗戰中流砥柱」這一頂桂冠的佔有。可是事實真相是，在最需要全國人民精誠合作、抗擊來犯之敵的時候，中共卻可恥地背叛了祖國和人民。

2）不同時期的改頭換面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許很多人以爲這句話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但在中共的宣傳下，其中的「新中國」卻不只是指中共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也指中共建政後各個時期的中國，這個口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

這句口號就是黨文化宣傳中的指導思想，各種具體的宣傳內容都是以它爲指導。宣傳中用各種辦法，講各種口號，說各種好事，剖析各種社會現象，都要用來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我們看看這句口號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宣傳中的體現。

1949-1959 鞏固政權階段

文工團、秧歌隊、遊行、標語、傳單中講的都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翻身得解放，歸功於共產黨。」中共建政之前由於外敵入侵和中共爲奪取政權而四處搞武裝割據引起的長期戰亂局面，正好作爲「舊中國」的「黑暗」來反襯「新中國」的「優越」。

土地改革中宣傳「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在韓戰中宣傳「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意爲沒有共產黨，中國就要亡國。事實上韓戰是金日成主動發動對南韓的侵略戰爭，導致聯合國通過決議進行干預，矛頭根本不指向中國。說美國覬覦中國完全是中共的杜撰。1950年秋林彪當年稱病拒絕入朝時曾指出：「美國無意侵略中國，否則三年內戰中早已介入。」而中共犧牲五十萬以上官兵參加韓戰，扶植的卻是屠殺餓死一百多萬本國人的北韓獨裁政權。其一意孤行的核武試驗，現在也威脅到了中國。

以《白毛女》爲代表，各種形式的文藝從作品不同角度宣傳「舊社會」與「新社會」的對比。舊社會指 1949年以前的整個社會歷史，包括國民黨統治、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遠的古代等等，或稱舊時代。講「萬惡的舊社會」，「新舊社會兩重天」。以1949 年中共建政爲界，此前是反動、壓迫、黑暗、剝削、醜陋、愚昧、災難、恐怖、不義，此後是進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義……一個是 「天堂」，一個是「地獄」。中心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社會」和「新中國」。

1959-1966 「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中共在「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中宣傳「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全民大鍊鋼鐵」、「以鋼爲綱」、「毛主席要咱們大躍進，公社化，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是攀登共產主義天堂的天梯」。

這種宣傳力圖使人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突飛猛進」實現了一個個所謂的「目標」，實現共產主義已不遙遠。所以中國強國要靠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 「實現共產主義」的「新中國」。中共至今不敢公開的是，中國有三、四千萬人因此而被活活餓死，卻被中共謊稱爲「三年自然災害」。

1966-1976 文革階段

樣板戲、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大字報、電影、宣傳畫、教材等等向全國推廣，宣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全國山河一片紅」、「解放全人類」、「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爲革命事業大顯身手」、「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名爲搞革命，實際還是要共產黨當領導。根本的意思是，必須時刻警惕和清除無所不在的「敵人」的「破壞和顛覆」，以免中國人又回到「萬惡的舊社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鞏固和發展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所謂「新中國」。

1976-1992 專制統治下的經濟改革開放

1976 年文革結束後，中共鼓吹「平反」、「打倒四人幫」「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四人幫的爪牙、餘孽」等等，又用中共統治遇到危機而不得不停止對民族的瘋狂劫掠和破壞後，社會各層面開始復甦引起的變化，來證明黨「執政的能力」和「糾錯」的決心，證明黨有「撥亂反正」的能力，中國走出混亂狀況，建設「新中國」還是要靠共產黨。

1979年後中共着重宣傳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指導思想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經濟上生活上一切好的變化，把中共放棄用馬列毛的思想強行「指導」經濟、科學技術領域後，社會從停滯走向發展，從封閉走向開放歸功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卻無視中共建政之前，中國一直實行開放政策，中國社會的封閉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1989年以後，中共反對「自由化」，宣傳六四屠殺的正確性。國民經濟擺脫中共的層層枷鎖後逐步復甦、融入全球化經濟大潮，成了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註解。中共藉機制造混亂邏輯，宣傳沒有共產黨鎮壓學生，中國就會解體、就會亂，就不會有今天的發展——還是宣傳中國離不開共產黨。

1992-1999 經濟發展時期

「GDP成長」、「宏觀調控」、「發展才是硬道理」、「抗洪鬥爭勝利」、「申奧」、「香港迴歸」、「澳門迴歸」、「三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種宣傳歌功頌德，說共產黨維護了祖國領土完整，領導了經濟建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歸根到底，由於中國的潛在消費量、中國人的勤勞，以及過去幾十年中共對社會經濟破壞造成的中國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湧入，還有巨大的經濟成本投入，以破壞生態資源、摧毀社會道德爲代價的所謂經濟「高增長」，目前一定程度上滿足民衆物質需求。中共卻藉機繼續鼓吹，似乎一切成績只要靠中共才能取得。

1999-現在

「三個代表」、「揭批法輪功」、「和平崛起」、「八榮八恥」、「 和諧社會」、「強國富民」、「經濟奇蹟」、「保持先進性」、「抗非典」、「胡溫新政」、「科學發展觀」……中共在各種媒體中大肆宣傳物質的消費繁榮和 GDP成長，宣傳富人的生活方式，宣傳房地產和各種建設項目的實施。由於中共所謂的「經濟改革」本質上是爲了緩解社會矛盾、延續自己的統治，而不是爲了國家、民族的長遠發展，盲目的經濟「高增長」伴隨而來的弊端逐漸引發社會不滿，如對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污染、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摧毀引發頻頻出現的「百年」 乃至「千年一遇」的自然災害、農村和城市、西部和東部發展的極端不平衡造成的社會貧富分化、對國家長久發展的基礎——教育方面的長期低投入、醫療方面不合理的政策，以及極端追求物質帶來的社會道德下滑和腐敗等等。爲了在層出不窮的新問題中苟延殘喘，中共大力宣傳「和諧社會」、「胡溫新政」、「可持續發展」 等，企圖用這些戴着「科學」、「現代」光環的新名詞喚起對現實不滿的中國人對未來的希望，給人以中共「有決心」根治種種問題的假象：中國問題最後還要靠黨來解決。

同時中共大搞國慶閱兵，用網絡和媒體宣傳軍隊和武器建設，鼓吹打臺灣、打日本，大國崛起，鐵血擴張，意圖顯示的是共產黨使中國國力軍力擴張，沒有共產黨建政以來做的「好事」，就沒有今天「新中國」的大國地位。

3）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怎樣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光輝的成就，這些成就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想像的。中共常常吹噓的成就包括：取得民族獨立，讓中國人民站起來；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解決了十幾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建立了強大的國防體系，擁有原子彈和核潛艇；教育、科技、文化事業取得長足進步，等等。

但事實上，中國真正的民族獨立、躋身國際四強、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臺灣的都是國民政府在1945年做到的。中共建政之前從事的是分裂和內戰，建政之後則致力於奴役民衆，大搞政治運動，逼迫人民下跪。

中國的經濟體系在中共之前已經相當完備。中國江南造船廠在1918年就給美國造了四艘萬噸輪，1920年3月下水，美國運輸部驗收，質量非常可靠。1929 年遼寧迫擊炮廠就造了自己的第一輛汽車，其他如火柴、油漆、機床，甚至軍艦、飛機等等，現代工業生產的東西很多都在國民政府、北洋政府甚至清政府時期就已經成型。

說到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到底誰在種地？誰在蓋房子？誰在搞科研？還不是農民、工人、知識份子等大衆百姓？哪個活兒是中共乾的？中國人民的衣食和財富是自己努力工作的結果，是自己掙來的而不是中共恩賜的。我們必須清楚的是，是人民養活了中共政權，而不是中共政權養活了人民。中共的無恥在於，全面剝奪了人民的財產，最後給回一點你自己創造的財富，卻還要你去感恩，要你「感謝黨的英明政策」。

從另一方面來說，經濟學裏有一個名詞，叫「機會成本」。意思是說，人面臨抉擇時，他必須作出一定的選擇，他所失去的就是他所得到的東西的機會成本。中共吹噓自己的「偉大成就」 時，總是縱向比，而不是橫向比；總是和戰亂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總是說做到了什麼，而不提沒做到什麼。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半個世紀以來非共產國家和共產中國的不同道路，就會發現：如果沒有共產黨，憑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勤奮，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能夠獲得比現狀不知強多少倍的輝煌成就。

我們首先以經濟爲例。中共常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那我們就看看同樣人口多、底子薄，但沒有共產黨的東鄰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爲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數據），幾乎是中國的三倍。日本國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貧瘠、資源缺乏，自然條件並不優越。二戰以後，日本在戰爭的廢墟中起步，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不但擺脫了戰爭給經濟帶來的陰影，而且超過傳統強國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從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產黨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把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長，被世人稱爲 「日本經濟的奇蹟」。

印度人口和中國處在一個數量級上，和中國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幾乎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的同期，印度在總理拉．甘地的領導下，開始了溫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開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經濟年均增長6%，2002年到 2006年年均增長7.5%，速度上已經接近中共宣稱的8%。但印度的銀行壞帳佔所有貸款的不到2%，遠低於中國；基尼係數0.33，而中國同期的基尼係數可能高到0.5到0.6。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長主要來自生產率提高，而不是來自增加資本或勞動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與東亞、尤其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術製造業。專家指出，印度經濟增長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於民衆。

軍事和國防也是中共時常誇口的題目。自古「兵者爲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孫子兵法》雲：「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共從鬥爭哲學出發，幾十年來以一種戰爭臆想狂的心態不斷揚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中美必要一戰」，其實是其通過樹立外敵來化解國內矛盾的慣用統治伎倆。其實，真正熱衷於「輸出革命」、到處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的，恰恰是共產黨政權。中共用於研製第一顆原子彈耗資約41億美金（按1957年價格計算）。有人算過一筆帳，如果把這些錢用來買糧食，可以把大饑荒餓死的所有四千萬人救活！如果國防的目的是要保護百姓，那這種害死百姓的國防有多大意義呢？且不說窮兵黷武、不顧百姓死活該不該，至少，搞出點武器根本就不能作爲在百姓們面前炫耀的資本。再說，那些沒有共產黨的國家，難道就不建設國防了？

臺灣國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明居正曾經做過一個有趣的假設，很有啓發性。他說，如果1949年以後大陸政權遵循孫中山的遺教，走了三民主義的道路，中國的情況會怎樣呢？

「1949 到1952不會有五大運動，中國也不會跟美國打仗，也不會被美國封鎖，…… 不會去搞大躍進運動，……中間很多事情也不會發生，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不會出現，我們中國少死了三千萬到四千萬的人民，…… 當然更重要的不會爆發文化大革命。到了1970 年代，經濟就繼續起飛，人民會越來越富裕 ……。

如果這個遵循三民主義的政黨繼續執政，到了1980年代，中國的經濟人均所得大概四千到五千美元。到現在，中國人均收入就應該達到美國的一半，而經濟總量則相當於美國的2倍多。中國毫無疑問，早就是世界第一強國了。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大陸走的是孫中山的道路，而不是共產主義的道路，一路走下來，中國早就崛起了！」

中國古代有個詞，叫做「休養生息」。就是政府省刑罰、薄賦稅、輕徭役，與民休息，簡單的說就是政府不折騰。中國人勤勞勇敢，只要社會公正，別搞運動，別瞎指揮，老百姓自己就會想辦法富裕起來了。中共自己都說，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不是中共幾十年的瞎折騰，中國至少三十年前就可以過上好日子了。現在，因爲中共的專制、腐敗、浪費，以及由此帶來的混亂社會秩序和敗壞的社會道德，已經造成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中共自己承認的，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公車消費3000億，公費出國2000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在「七五」到「九五」期間，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浪費4000－5000億元，連吳邦國自己都說「我們國家最大的浪費莫過於戰略決策的失誤。」還有大大小小各級黨委官員幾百萬，不知得浪費百姓多少錢。一般國家老百姓納稅養活政府，中國老百姓除了養活政府還得養個龐大的貪得無厭的黨，所以中國百姓才如此不堪重荷。

可是，人們爲什麼感到沒有了共產黨，中國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問題呢？一方面這是個心理問題。因爲共產黨通過灌輸造成自己同民族和國家融成一體的假相，黨亡國不在，就像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的孩子，對於母親不在的情形是不敢想像的。但問題是，共產黨從來不是我們的母親，而是強加於中華民族的附體。第二就是中國強行攫取所有資源與財富，造成人們必須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國家的假相。事實上沒有中共，中國人照樣還是中國人，中國的國家該怎麼管理還怎麼管理。中國社會幾千年沒有共產黨，不還一樣好好地走過來了嗎？

另一方面，人們這麼說，還是因爲擔心共產黨沒有了，國家可能陷入動亂，所以，與其動亂，不如現在賴活着。表面上想，這是一個避免動亂的辦法。真正一想，就會發現，恰恰中共的統治是動亂之源，中共的統治在激化矛盾，中共在壓制社會不滿，可以說動亂的來臨是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必然。現在維持中共，不但不能避免，反而是在加速這個動亂的到來，加劇動亂的破壞力度。中國現在各種的問題的疏解辦法恰恰是被中共堵死了，因爲那些疏解辦法威脅到了中共的統治。只有沒有了共產黨的因素，才能公平健康沒有後顧之憂地討論中國的問題，改革才能在正常的軌道上全面進行。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解體中共，爲其他事情的順利進行鋪平道路，而不是被「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這樣的問題迷惑住。

「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上世紀末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已經破產，中共的高官自己都說共產黨倒臺「不出十年」， 2004年人民日報高調發表社論讓共產黨「再幹一個二十年」，可見共產黨自己最樂觀的估計也不過是「二十年」。人們不是也常說「再過二十年，中國怎麼也得民主了」嗎？顯然，人們早就已經對共產黨垮臺達成了共識。那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這個問題不就顯得很多餘嗎？

所以，不是「共產黨該不該垮」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共產黨垮臺」的問題。更明智的問法是，「如何讓共產黨垮掉而不引發社會動亂？」靠革命的暴力手段，顯然不妥。暴力帶來的只是新的暴力，共產黨的統治造成了人們文化和心理上的斷裂，只有讓人們真正反思共產黨才能避免共產黨的覆轍。現在中國興起的「退黨大潮」是人們可以想像的最佳手段。退垮中共的過程就是一個民衆覺醒的過程，就是接受中共強權將要垮掉這個事實的過程，也是各種新生勢力成長的過程，而且在成長過程中自覺同共產黨的暴力原則劃清界限的過程。只有中國人民的心靈真正解脫了，有了理性的民衆，中國才會平穩過渡。

不少西方政客也怕中共垮掉，擔心中國出現的破壞性動亂會衝擊世界次序，於是希望「讓世界去兜住中共」，幫助中共維繫政權。顯然，這是非常不明智的短視之舉。因爲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一定會出問題，而且等爆發的時候問題會更大，那時後悔都來不及了。

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更好。那麼有了共產黨，中國到底怎麼樣了呢？

3）共產黨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回顧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號稱「推翻了三座大山」、「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中共恰恰成了中國人民頭上最沉重的大山。

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暴力鬥爭、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交織的歷史，運動一個接着一個，「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歷次思想批判、社會主義改造、 「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造反奪權、「清階」、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反自由化、六四、鎮壓法輪功……每一場運動，都使國家和人民大傷元氣。中共政權把中國人民置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奴役狀態，任何一個非共產黨政權都不可能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

出賣國土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中共黨魁江澤民在北京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將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地區」，烏蘇里江以東的「烏東地區」，還有唐努烏梁海地區及庫頁島在內的至少一百多萬平方公里被非法侵佔的中國領土正式劃入俄國版圖。2001年5月，江澤民又與塔吉克斯坦簽署協議，將兩萬七千平方公里有爭議的領土拱手出讓給塔吉克斯坦。

江澤民爲了換取外部支持以鞏固權力，黑箱作業，承認了依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爲無效的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條約，將大片本來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門一樣迴歸祖國的土地，奉送給俄國，斷了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後路。中共高層意識到，江的賣國罪行一旦敗露，必然危及中共統治，於是只好和江澤民沆瀣一氣，極力掩蓋。

破壞環境

共產黨極端狂妄，蔑視一切自然法則。在其建政的前三十年，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經濟沒搞上去，卻使自然環境遭到極大破壞。改革開放以後，片面追求經濟高增長，殺雞取卵、寅吃卯糧，過度透支了生態資源。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共產黨留下的生態環境，幾乎已經無法承載起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華夏子孫。

中共環保總局承認，目前中國被酸雨侵害的地區佔國土的三分之一；由於空氣污染使得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着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水污染使日益短缺的水資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類水質佔41%（注：劣五類已喪失水功能，甚至不適於灌溉和觀賞），3.6億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嚴重污染；由於污染造成的癌症村自西部的新疆到東部的黑龍江，南至雲南、廣東，北至內蒙古，幾乎遍及全國；中國還有超過90%的天然草場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萬公頃；沙漠和沙化總面積已達174.3萬平方公里，每年還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相當於一年損失一個大縣的面積；由於耕地被佔用，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總數在4000萬人左右，每年還要新增200多萬人。

以人均土地和自然資源佔有量來說，中國本來就居於世界後列。照這樣發展下去，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無可耕之田、無可飲之水、無可供呼吸之空氣，這絕非危言聳聽。雖然中共官方現在也大講「可持續發展」，但中共一切以維護自身統治爲根本目的的短視特點，決定了這隻能是一個裝點門面的新名詞而已。如今，中國許多生態災難所造成的後果已幾乎不可逆轉，這是整個民族的災難。

殺害中國民衆

中共建政以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殺害四千萬人，加上三年饑荒中餓死的四千萬，共害死了八千萬中國人。中外學者根據已經公佈出來的史料，經過反覆的統計研究，最後估算出來這個結果。因爲中共各級政府公佈出來的數字多數都是縮小了的，所以實際數字只會比這更多，不會更少。

有人說，中共被迫殺人。這種說法不值一駁。中共建政之初，經過連年戰爭，中國百姓人心思定，對新政權充滿希望。中共完全可以大赦天下，完善政治協商制度和各項法律，並大力發展經濟。可是中共大開殺戒，發動疾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憑藉殺人造成的恐怖，一舉建立獨裁製度，民主黨派迅速淪爲政治花瓶。

還有人說，中共爲了理想殺人——毛澤東爲了建立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付出一定的代價情有可原。這種說法更荒謬，希特勒、東條英機殺人難道不也是爲了他們所謂的「理想」嗎？

也有人說，這些都過去了，中共不是不殺人了嗎？不，中共從來沒有停止殺人，只不過過去是大張旗鼓的殺，現在是偷偷摸摸的殺。以前殺人的目的是製造恐怖、從而維護其獨裁權力；現在則把殺人變成複雜的產業，比如迫害法輪功，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高價賣給中外病人，牟取高額利潤。

掠奪、糟蹋財富

現在的中共把每年8％的GDP增長速度作爲它執政合法性的依據。少數城市依靠特殊政策和引進外資，造成了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繁華景象。可是，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大城市移向農村、從沿海移向內地、從既得利益階層移向城市平民和佔中國人口80％的農民，就會發現，貧窮——觸目驚心的貧窮——仍然是中國的可怕現實。

中國決不是從來就這麼窮的。直到清代中葉以前，中國經濟都在世界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清朝乾隆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51％，遠遠高於現在的比重（4％）。雖然民國時期戰亂不斷，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創造了25％的經濟增長率。那麼中國的財富到底哪裏去了？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掠奪和糟蹋的結果。中共建政以後，通過工商業改造和人民公社化，把民間財富在幾年時間內集中在中共權力階層手裏，美其名曰「公有制」。巧取豪奪，莫此爲甚。

不僅如此。幾十年來，因爲中共極端愚昧的政策和各級幹部的浪費和侵奪，糟蹋了大量的國民財富，徹底搞窮了我們的國家。例如中共建政伊始發動所謂「抗美援朝」，總花費高達500-600億美元，當時的一半國民收入用於朝鮮戰場；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大躍進」，不光造成了幾千萬人死亡，而且給中國造成直接經濟高達1200億元（以當時的價格計算，以下同）；十年文革導致中國經濟損失至少達5000億元（這還不算無數的珍貴書籍文物損失和思想禁錮造成的巨大後效應，以及整個社會道德和法律秩序崩潰，一千萬戶家庭被抄，兩千萬人被批鬥、毒打，數十萬人被逼自殺等難以衡量的間接損失），超過1949-1979三十年全部固定資產的總和；以毛的「世界大戰早打比晚打好」爲指導思想的工業大轉移——「三線工程」造成經濟損失6000億。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恰恰是中共放鬆控制、老百姓辛勤勞作的結果，而不是中共誇耀的所謂「政績」。而且，繁榮的下面隱藏着深刻的危機。高能耗的經濟發展模式、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專家估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在0.5到0.6之間，遠遠超出聯合國規定的基尼係數的警戒線）、大規模的國有財產流失（中共承認2004年損失高達3521.2億元）和貪官污吏捲款外逃（2004年8月16日的《法制晚報》報導，據商務部首次披露的數字顯示：中國目前尚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共捲走資金高達500億美元），正在把脆弱的中國經濟體系逼向崩潰的臨界點。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又傾一國之力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將天文數字般的國家財力用於迫害無辜的主流民衆。

摧毀道德

人們對貪污腐敗、官商勾結、警匪勾結、黃賭毒流行、假貨流行、誠信危機等等道德大滑坡的表現已經很熟悉了。還有一種道德墮落的表現形式，比較隱蔽，但危害更大。那就是：連道德標準都一併下滑了，人們用滑下來的道德標準衡量自己的行爲，還覺得自己滿不錯的。其實，中國社會已經滑到道德崩潰的臨界點了。

這種狀況恰恰是共產黨一手造成的。中共給人民灌輸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弱肉強食的鬥爭觀念，批判有神論和一切正統思想，從基礎上徹底摧毀了中國人的道德體系。共產黨認爲，道德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歸根結底是爲了統治階級服務的，因而否定了普世的道德準則。中共雖然高喊「法治」，讓人民誤以爲目前的種種情形，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但法治的基礎是道德，對於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人，有法可以不依；中共凌駕在法律之上，不但帶頭破壞法律的實施，而且專門制訂惡法迫害善良百姓。中共把撒謊用制度固定下來，官員們說一套，做一套，否則根本沒法在官場上混。老百姓看在眼裏，心領神會，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你黑我比你更黑，社會風氣一日千里地迅速下滑。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迷信武力和金錢的中共，不理解道德人心對於長治久安的作用，面對人性惡在今天中國社會極度複雜的表現，它根本就無計可施了。如果說在歷史上，外敵入侵曾使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那麼今天，中共造成的人心全面失控的現實，則使中華民族面臨着更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機。

毀滅文化

共產黨三教齊滅，用簡化字腰斬中華文化，瘋狂破壞文物，迫害知識份子；文革後，傳統文化基本被糟蹋完了，於是拿出一部分表面文化裝門面賺錢。對此《九評之六》和本書第一、二部分已多有論列，此不贅。

中國歷史上曾經遭受過多次外敵侵略。如日軍發動的侵華戰爭，造成超過2000萬中國軍民的死亡，600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損失。可是中共這個聲稱「爲人民服務」的黨，這個自稱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黨，給中華民族造成的深刻傷害，卻遠遠地超過了日本軍國主義，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外族入侵造成的傷害。

很多中國人一方面以中華民族的正統自居，在外國人面前儘量表現出泱泱大國的風範；另一方面又竭力維護共產黨的形象，不允許別人稍加批評。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摧殘中華文化的元兇，正是這個戰天鬥地、嗜血貪財、賣國敗家、惡貫滿盈的共產黨。他們如果真的愛國，首先應該做到的，就是拒絕和中共爲伍。沒有共產黨，才會有新中國。

2. 「爹親孃親不如黨親」

對於今天的許多中國人來說，「爹親孃親不如黨親」這句口號，已經顯得可笑了。中共如今很少直接宣傳這句口號，這不僅僅是因爲人們對這種赤裸裸的灌輸反感，還是因爲通過長期或明或暗的宣傳，人們已經接受了這句口號背後的內涵。比如當人們心目中已經不自覺地把中共等同於祖國的時候，中共只要宣傳愛國主義，歌唱「長江之歌」，就可以讓人下意識地想到「黨」。「爹親孃親不如黨親」的宣傳，仍然深深影響着今天人們的思維。

我們不妨剖析一下，「爹親孃親不如黨親」這句口號，共產黨是怎麼說的，又是怎樣達到其宣傳目的的。

1）宣傳中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

幾乎所有的「革命」電影裏邊，都有這樣的鏡頭：英雄人物身負重傷，嚥氣前還要在懷裏掏半天，囑咐身邊的人替他交最後一次黨費或者遞入黨申請書。類似的情節一遍又一遍的重複，目的是強化一個主題「爹親孃親不如黨親」。正常人彌留之際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兒，但是黨文化的宣傳中，人臨死前想的不是親情，而是比爹孃還親的「黨」，要把自己最後的一點東西交給黨才能閉目。

和軍隊有關的作品中，往往有指導員和政委如何關心士兵，噓寒問暖，照顧家庭中的困難等等細節，最後通過士兵的口說出部隊是個「大家庭」、大熔爐，自己在「大家庭」中「成長」、「進步」，「大家庭」的爹孃自然就是「黨組織」。反映地方生活的，好事常常是「優秀黨員」做的，黨委書記關心生活、結婚、家庭、分房子、生孩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最後都得「老支書」來「主持大局」，來擺平。潛移默化灌輸有事找組織，相信組織、相信黨的思維方式，把人的下意識引導到「爹親孃親不如黨情」的主題上。

還有許多旋律優美的歌曲，貫穿其中的也是或明或暗的主題「爹親孃親不如黨情」。「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揮動鞭兒響四方，百鳥齊飛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當人們唱起這首民族氣息濃郁的歌曲之時，頭腦中浮現的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美景。但這只是一個引子，歌曲在最後一句歸結到真正的主題：「毛主席共產黨，撫育我們成長，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讓我們蕩起雙槳》這首歌，因爲旋律優美甚至讓許多成年人回味不已。「小船兒推開波浪，海面倒映着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着綠樹紅牆」，當人們沉浸於如詩如畫般的意境之後，看似不經意的一句歌詞點明了主題：「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哪個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父母安排的？這意味深長的一問力圖揭示的顯然是更深一層的主題：「比父母還親的黨安排了我們的幸福生活」。

中共宣傳中非常喜歡樹典型模範，當然這些做好事的模範人物都是黨、團員。任何社會中都有心地善良、先人後己的好人。但中共善於把好人拉入「黨組織」，也善於利用宣傳手法從黨員中「挖掘好人好事」，把他們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作用下做的關心百姓疾苦的事情宣傳、放大，說是因爲入了共產黨，黨性起了作用；能做這些好事，是因爲有黨的培養教育；「一個共產黨員愛的最高境界是愛人民」等等。還要讓被黨「關心」的人表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時時刻刻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宣傳中鼓吹這些行爲都暗示人們，只有共產黨員才真正關心你，這種付出超過你的父母，還是「爹親孃親不如黨親」。

中共攫取壟斷了社會資源的方方面面，人們上學、工作、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在這個中共嚴密控制的社會中進行。於是中共在宣傳中混淆人們的概念，把正常社會中人天經地義應該具有的生活環境都說成是「黨」或 「政府」給的福利，讓人們忘記了自己是父母生的，錢是自己勞動付出掙來的，造成混淆是非的黨文化思維。比如說：「沒有我們黨，哪有現在的好日子呀！」「還是黨的富民政策好」 「改革春風吹滿地」。有點好處，生活提高，都是黨給的，從中彰顯的是「爹親孃親不如黨親」。

宣傳中，不光是歌功頌德，不好的方面比如貧富分化、貪污腐敗、社會亂象、自然災害等等都可以被中共拿來做文章，如電視中「扶貧」、「領導下鄉」、「送溫暖」，網絡上天天頭條的 「反腐敗」決心，領導「抗洪鬥爭勝利」，抗擊「非典」成功等等，都是利用把百姓的苦難化爲中共自己頭上的光環。《焦點訪談》中每天都提到社會陰暗面和種種不公之處，在曝光之後，在人們發泄了對社會現實不滿之後，收拾局面的一定還是黨和政府的「各級有關部門」。宣傳中報喜不報憂更加熟練，不管事情多壞，問題最後都能歸結在「只要踏踏實實把黨的XX政策落到實處，問題一定會解決」。這些宣傳的主題就是黨無所不在，無所不能，願意關心解決中國人生活中各種問題，爹孃都沒有這樣的本事，真是「爹親孃親不如黨親」。

2）灌輸黨媽媽情結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媽媽喲媽媽，親愛的媽媽，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餵養大……黨啊黨啊，親愛的黨啊，你就像媽媽一樣把我培養大，教育我愛祖國，鼓勵我學文化……」

這兩首歌，今天的中國人可以說耳熟能詳。中共爲什麼這麼熱衷於這種擬人化的宣傳手法呢？

因爲母親是一個神聖的讓人充滿情感的稱呼。母親生養了我們，對我們有恩；母親疼愛着我們，對我們有情。年輕時，我們依賴母親。成年後，我們孝順母親，供養母親，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國傳統社會講究孝道，即使是權力至高無上的帝王將相，也對自己的母親非常敬重。

共產黨利用這種心理，把自己裝扮成母親，以此騙取中國人的依賴、順從和供奉。幾十年宣傳下來，很多人真的把共產黨當成一家人了。共產黨幹了壞事以後，人們樂於相信「黨媽媽」的初衷是好的，或者方式不對頭，或者被個別人利用了，總之「黨」沒錯，「黨」錯了也情有可原。

還有一個與黨媽媽情結相關的觀念，那就是「家醜不可外揚」。如果誰把共產黨對中國百姓乾的壞事揭露出來，尤其是向國際社會揭露出來，就是敗壞「黨和政府」的形象，「愛國人士」們就覺得像是自己被揭露了一樣，就會起來口誅筆伐。

且不說共產黨不是我們的母親。就假設它是母親，如果一個母親操起了菜刀來對待孩子，鄰居不但該管，還應該把警察叫來呢。可見，就算退一萬步說，中共是好心做了壞事，人民也應該予以揭露，用強大的輿論壓力，使它不敢繼續爲惡。

另一方面，隨着更多的史實和內幕被披露，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的殺人、腐敗、欺騙和對中國百姓的殘酷鎮壓，是其公開宣揚的理論原則和一以貫之的政策方針。從整風、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迫害法輪功，都決不是共產黨的「失誤」，而是它嚴密策劃、系統實施的統治權術的一部分。由此觀之，中共決不是比爹媽還親的親人，而是一個披着「好人」、「親人」外衣的強盜和流氓。

3）認賊作父的心理原因

八十年代初流行一時的電影《牧馬人》的主人翁許靈均被打成右派，流放內蒙古二十年。早年移居美國的父親回國看望他，邀請他去美國生活，可是被他委婉、但堅決地拒絕了。理由是：自己和千百萬中國人民的苦難，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是「母親錯怪了孩子」。孩子是不會埋怨母親的，因爲母親愛孩子，希望孩子好，儘管有時方法不對頭。

許靈均的想法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母親打孩子」、「母親錯怪了孩子」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段時間文藝作品裏經常用到的比喻，也是很多從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走過來的的知識份子和黨員幹部的心態。我們不懷疑這種情感的真實性，這裏想分析一下，這些被共產黨一再耍弄、殘酷鎮壓，在監獄、勞教所、農村和邊疆流放地蹉跎度過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甚至被共產黨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爲什麼如此輕易地接受了中共虛僞的「懺悔」呢？

中共宣傳「爹親孃親不如黨親」的真實含義是要人們最終信賴、跟隨「比爹孃還親」的中共。然而推崇孝道的中國人一直把亂認父母看成是奇恥大辱，「認賊作父」是罵人最重的一句話之一。可爲什麼中共治下衆多的中國人卻默認了八十歲的中共把自己比作做五千歲的中華民族的母親？這背後的心理原因是什麼呢？這裏重點分析的三個主要原因，一個跟中共的欺騙宣傳有關，另外兩個跟被騙者的心理有關。

（1）真假兩個共產黨

共產黨一貫善於祭起 「道德」的大旗，但那些道德口號的內涵完全是以服務中共爲終極目標的。比如，「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是要服務黨所定義的人民，對黨所定義的敵人卻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要「大公無私」 是把心窩窩都交給黨；「學習雷鋒好榜樣」的重點是要學他鮮明的階級立場和象螺絲釘一樣對黨的忠誠；「五講四美三熱愛」離不開「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心靈美」一定要美在熱愛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講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去佔領思想文化和輿論陣地；「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爲「德」的最高境界；「和諧社會」強調的是和黨保持一致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黨所喜歡的人的和諧；「八榮八恥」是以黨的喜惡來劃分何爲榮何爲恥。正是由於中共的道德運動都是以服務共產黨爲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對推動道德教化根本沒有用處，只是運動一陣風，反而造成中國社會道德的日益墮落，道德危機現已成爲中國公認的社會危機。但是，在客觀上這些「道德運動」會給中共披上一層「道德」外衣來迷惑民衆，同時，中共一貫把歷史上它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歸結到少數替罪羊身上，喉舌宣傳更把中共描繪成「抵禦外侮、振興中華」的化身。那麼這樣長期下來，無論民衆在歷史上吃過多少共產黨的苦頭，還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樹立一個假象共產黨，以爲這個「假象」才是共產黨的「本質」和「主流」，因而即便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傷害和委屈，仍然用善意揣度中共，認爲「黨」的出發點是好的。

（2）拒絕承認自己被騙

大凡受騙的人，往往不願意承認自己受騙，因爲承認受騙就等於承認自己當年的幼稚、輕信、沒有經驗、不懂世故。很多年青人曾經抱着救國救民的理想，聽信了中共的宣傳，以爲它真是「一心爲民族」，於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對它抱着一種同情和讚賞的態度。在中共的「事業」中，他們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終於有一天，他們發現自己的純真理想被中共無情地戲弄了。中共內部的傾軋和墮落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所謂的「剝削階級」政權，而中共政權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災難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外敵入侵。這時候，他們本該翻然悔悟，反思自己認識上的誤區和人格上的弱點，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當了它禍亂中華的工具，並進而採取行動，揭露它、抵制它，或者至少脫離它，不再繼續爲虎作倀。

可是，護短、好面子、強烈的執著自我，這些心理上的弱點妨礙了他們清醒地做出如上選擇。他們潛意識裏覺得，否定了共產黨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當初是抱着一腔熱忱和良好願望「參加革命」的。爲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結論，他們有意無意地對共產黨的罪惡視而不見或者刻意縮小。他們沒有想到，行爲的動機和效果往往是背離的；更重要的是，黨員個體的動機絕不等於中共這個整體的動機，黨員的個體行爲也不等於中共的整體行爲，而後者才是判斷中共這個組織的性質的依據。

我們無意指責誰。中共這個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的組織，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其邪惡和僞善，超出了人類的經驗和想像。共產黨在中國崛起的時候，又是中國國力跌至低谷、內憂外患相煎迫的危機時刻，在那種情況下，要想冷靜思考，理智判斷，實屬不易。幾十年後的今天，被欺騙了半輩子甚至更長時間的人，第一次有機會了解中共的本來面目，要適應這個巨大的心理落差，徹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業，尤其需要不同尋常的誠實和巨大的道德勇氣。

（3）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1973 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他們一邊狂掃亂射，一邊說「Party（聚會）開始了」。兩名劫匪綁架了三男一女四個職員。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人質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爲營救她們的警察要害她們，而綁架她們的人是在保護她們。更加使人驚訝的是，幾名人質獲救以後，不但不控訴劫匪，反而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的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質和劫匪之一訂了婚，另外一位人質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爲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慾望使這幾名人質認同了綁架她們的人，並且這種認同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後。這種精神病症後來被命名爲「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需要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讓人切實感覺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他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於他；第二個條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第三個條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環境，使他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讓他得到的信息；第四個條件是讓受害人感到無路可逃。

不難發現，中共具備了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所有條件。中共對中國人異常成功的洗腦，其機制和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機制有着驚人的相似。

中共比較成規模地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開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審幹、鋤奸運動。黨員的反省資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夠深刻，難以過關。在運動的日日夜夜裏，幹部們普遍緊張焦慮，食不甘味、夜不安寢。黨員幹部在強大的暴力威懾和理論灌輸之下，經過漫長的精神煉獄，最終從肉體到靈魂都顫抖着屈服在「黨」的權威之下。作家劉白羽回憶道，他經過審幹運動的衝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所謂「平實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忘記了自己健康時的狀態。

中共在政治運動中往往恩威並施，拉一派、打一派，每個黨員都希望自己被「黨」信任，被「黨」當成自己人而不是敵人、「鬥爭的依賴對像」而不是打擊對象。

中共的另一個慣用伎倆是「進十步，退一步」，每次運動之後都聲稱「擴大化了」，於是開始「甄別」、「改正」、「平反」，在運動中沒有僥倖過關的人往往寄希望於平反，面對突然而來的一點兒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寵若驚，爲此對「組織」上感激涕零。

女作家丁玲以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得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金」，在1949年以後的文壇上風光一時。這位 1932年加入中共、被「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軟禁過三年的丁玲，被她無限忠於的「黨」流放、監禁二十年，其間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黨不愛她她愛黨」，「平反」後，再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她說自己仍然「像一個戰士喊着毛主席衝向戰場」。1984年、去世兩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五十二年來，我得到許多溫暖、榮譽、幸福，也得到過啓發，使我更貼近黨，更理解人民，更加強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彼時的丁玲，年近八十，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囚籠裏度過，目睹了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和殘酷無情，仍然「像一個戰士喊着毛主席衝向戰場」，不能不讓人感到不寒而慄。

那些經歷過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目睹了中共的專制機器「橫掃」、「搗毀」、「砸爛」、「打碎」的野蠻力量，被中共嚇掉了魂，即便在自己家裏也不敢大聲說話、身在海外也不敢看一眼中共定義的「反動讀物」的可憐的中國同胞，當他們說出或者哼唱出「爹親孃親沒有黨親」、「黨啊，親愛的媽媽」、「我把黨來比母親」的時候，我們聽到的，正是罹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扭曲心靈的呻吟。

上面分析的三種情況——受中共矇騙、執著自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都能使人「自發」地喊出中共讓他們喊的口號。此外，今天數量更多的人經過中共長期訓練，能毫不費力地拿出兩副面孔，換上兩種腔調。他們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調用來應付中共官員、會議表態和思想彙報，另一副留給茶餘飯後和家人朋友之間。前幾年大陸流行的順口溜，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心態：「多吃菜，少喝酒，聽老婆的話，跟黨走。」爲什麼聽老婆的話呢？因爲人們心裏都知道，親人（朋友）的關心是真心的；「黨」雖然號稱「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卻從來沒關心過人的死活，可不表態又不行，所以只好喊幾句口號，敷衍一下，也就是所謂「認認真真走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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