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八点钟左右，我们一出门发现，长兴饭店已完全变成了中共特务的俱乐部。我们的门口并列摆放着两张茶几，分置两旁的四张软椅上四名特务的扑克牌战正酣，其他特务围而观之。

我们一出门，他们迅速罢手都站将起来。我们出门刚走不几步，楼层服务吧台前两名特务拦住我们的去路说，领导有令，不许你们外出，我问其姓甚名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的法律身份、有无文字决定予我？

对方一律不答，只是挡在我们面前不准前行，说不出三分钟领导就会来向我们宣布一项决定。果然不一会儿，一名身高1米8左右的、由十几名特务簇拥着的“领导” 来到我的面前。来者劈头一句，“不会和你们握手，上级有令，从现在起你有两条出路：一是立即离开西安，二是把你困在宾馆不得出门半步，吃饭只能在宾馆里面吃。”

当我们下楼准备去吃饭时，那位“领导”率不低于二十名的特务“簇拥”着我们下楼。“领导”凶狠放言：“紧跟着他，吃饭时你们就坐在他的身边。”当我们下到一层大厅时，更多的特务聚在一楼大厅。两架摄像机、三架照相机、闪光灯对着我们开始忙活起来。有意思的是，摄影者、拍照者无一例外地由另一名特务配合着，均躲在另一名特务的身后进行偷拍和偷摄，我迎上去笑着告诉他们：“不用怕，不用躲在身后，大大方方来拍摄吧！你们觉得我可怕吗？”

被唤作是“领导”的那厮急促的大喊：“不许和他说话。”接着又冲着我喊：“不许你跟我们说话。”我笑着提醒他：“不许跟我说这么多的不许，你好像不是我的领导吧！”

那厮一时无话，立现一脸不快！恰在这时，我的战友电话打至总服务台，我正在接听时，被唤做是“领导”的那厮猛扑过来按断了我的电话，面对着这厮的无理与失态，我笑着提醒他：“你何必要把恶事做绝呢？你何必要在如此多的下属面前如此失态呢。”这厮词语十分匮乏，又是那句话：“不许你和我们说话！”

我又笑而对曰：“你的记忆力好像不太好，是一贯如此吗？”那厮不解的看着我，“我刚提醒过你，说你不是我的领导。”我说完，一脸不快的这厮又下意识地吼了一句“不许和我们说话” ，我提醒他：“你自己是一直在和我说话，怎么能让下属尊敬呢？”说完，我们步入餐厅。

我们在众特务的围观下，吃完了早餐返回时发现，一些前来想看我的人被特务阻在二楼大厅里，不许进前。我想走近前和大家说说话，“领导”那厮连忙横在我的面前，惊慌的喊道：“你回房间去，你快回房间去。”众特务蜂拥而来，我只好向来者挥挥手而离去。

上午11点，林牧先生来电话，说他刚打电话到市公安局，表达了他的强烈抗议。他说前天市公安局突然热心的邀请他一家出去郊游，昨天他才明白了他们是为了阻挠我去见你才设了这样一个骗局！老人在滔滔不绝的声讨中共特务的无聊和无耻时，电话突然被切断，此后再也不能拨通。

中午，写了一上午文字的我们准备去吃饭，一开门，众特务涌堵过来。我们下楼吃饭，“领导”那厮再次亲临现场，复展早晨围堵我们时的宏大场景。吃饭完后，回到房间，又有电话进来，告知今天前来看我们的大批西安市民被中共特务绑架，其中就有昨天夜里被释放的、今天又闯进来准备见我的张鉴康和邓永亮两位先生，这二位至今下落不明。一些提着水果前来看望我们的西安市民，提出只是把水果交给我们或由特务转交给我们的要求被特务拒绝。50多岁的郑宝和（音）先生两度强烈交涉，希望将他自己已经提到我门口的水果转交给我们，郑先生不但被蛮横拒绝，其所在地的国保警察还打来电话要找他谈话，我们的门口一整天是热闹一场。

最热闹的要数成群的特务在我们门口扯着嗓子唱歌的情景。从下午13:40开始，一群男女特务一直贴在我们的门口，大呼大叫，将几首王骆宾的新疆流行歌曲反复吼唱得一塌糊涂。最为悲惨的是，他们吼唱陕北地方剧秦腔时对他们嗓子的这种伤害。在陕北母亲窑洞门口骚扰我们的所有下作手段今天下午被全部悉数用上。马先生感慨道：“这大城市的特务怎么和陕北的特务一样的下流无赖。”我则提醒马文都：“这里核心的共同本质是他们都属中共的特务，而不是在于城乡的区别。”

我是陕西人，到西安就想吃上几次“羊肉泡馍”。下午，我向特务提出我离开时希望在外面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被特务拒绝，多遗憾！

下午八点，我们在北京及西安两地特务合流群体的“护送”下，向火车站进发。

今天，从夫人的电话中得知，中共在北京的特务继续跟踪她和我们的女儿。今天她外出去为我的车辆交养路费。往返的路上，六名特务一直嬉皮笑脸的跟着她，几乎是寸步不离。她在电话中这样说。

2006年4月14日 在被中共特务围堵的日子里于西安长兴饭店（根据电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