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陈桂棣和春桃这两位农民出身的作家，为我们写出了这样一篇好文章。我身在资讯自由的海外，对现今中国农民的状况多少有些了解，这篇文章所报道的一切并不令我吃惊和意外，但是读到那些真实而感性的叙述，那些生动具体的细节描绘，仍然感到震撼。作者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把这样一份报告提交到读者面前。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

“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

正如作者在引言里写到的：“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就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这怎么可能呢？九亿农民，几乎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怎么能被遗忘？原因很简单，因为农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当今中国，各种媒体多如牛毛，但是它们统统受到政府的严格监控管制。

在中国，媒体不是独立的，媒体只是政府的传声筒。《中国农民调查》里写到，一个村庄发生了一起十分恶劣的凶杀案，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一口气杀死四个村民。当地的有线电视台却播报新闻，说它是“误杀”。这不能只怪电视台，因为电视台不过是遵照县委领导的指示办事。接下来，一家省报发表报道，把这起案件称为村民的“相互殴打”，字里行间，倒把责任推到受害者一方。也不能只怪这家省报，因为他们采用这篇稿子的程序上并无过错，稿子上是盖了检察机关公章的。

《中国农民调查》里还提到一位敢讲真话的女记者，奉报社之命到一个村子去调查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然而当地的农民却不相信她，不肯接受她的采访。一个年轻农民拾起身边一只大大碗公，从田沟里舀起半碗浑水对记者说：“我们怎能相信你们不搞官官相护呢。这样吧，你若不怕水脏，敢喝上两口，我们就相信你也许能替我们说几句真话。”这位勇敢的记者毫不犹豫地接过碗仰起脖子就喝，终于赢得农民的信任。由此可见，中国的农民一点不糊涂，他们并不把这位官方的记者当成记者，并不把这位记者所在的官方媒体当成媒体，农民把他们都当成官，当成政府的一部分。这位记者后来把采访到的情况写成一份内参上交省委。可见记者扮演的不是人民喉舌，而是政府耳目。说来也是，没有上级的恩准，记者并不能随意采访；没有上级的恩准，你写好了稿子也不能发表。我绝无责怪这位记者的意思，因为这不是记者的问题，这是体制的问题；除非这位记者安于这样的角色从不关心争取新闻自由。

《中国农民调查》写到地方政府如何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欺上压下，就连作风强势的朱镕基也曾经被蒙骗。作者以相当赞赏的笔调写到了一些官员关心农民疾苦，写到了朱镕基，尤其是温家宝如何精明强干，识破地方官员的弄虚作假，体察下情。然而我要指出的是，当今中国官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早已蔚然成风，更是制度使然。身为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们本该推行政治改革，以求治本之效；倘若自囿于旧体制，只凭一点小精明，又能有多大意义呢？

如众所知，专制统治者需要建造一个庞大的谎言系统，用以欺骗人民，控制人民；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又必须使自己洞察一切，免于被自己一手造成的谎言所遮蔽。精心制造资讯的不对称是极权统治的看家法宝。在《一九八四年》里，每个房间都装有一部闭路电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老大哥”的监视之下。“老大哥”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看到“老大哥”──除了他公开作秀。我们彼此也不能在“老大哥”的监视之外互相看见。这当然是极权社会的理想状态。现实的极权社会总不可能如此完美。首先一条，国家大，最高领导人自己根本看不过来，管不过来。因此他们不得不任命各级官员充当耳目代为查看，他们自己则依赖于下面的汇报了解全局。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有可能被自己任命的下级官员所欺骗。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微服私访的故事，有了像温家宝深入基层，突破地方官员的封锁，“头也不回地走进未经安排的老乡家里或田间地头”的美谈。

应当看到，像微服私访，突破地方官员欺骗隐瞒一类故事，多半是专制社会的产物，封闭社会的产物（“微服私访”还常常是影视传播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开放社会，在民主社会，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反对党，各级政府的错误缺失你想看不见都不行，哪里还用得著你费那一番心计？问题是，为什么朱镕基、温家宝们总是宁可受骗失察，宁可费那番心计，却就是不肯开放新闻自由呢？如果《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也向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恐怕他们就不会对温家宝们赞不绝口，而只会忧心忡忡，甚至深感恐惧了。

中国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问题

显而易见，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部分官员的腐败所致，也决不是靠著中央政府充当青天大老爷所能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问题，首先一条就是缺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问题。离开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去解决农民问题，充其量是恩赐，是治标不治本。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吃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的苦头还少了吗？正因为中国农民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才有大跃进时期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空前灾难，所以才有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危险局面，然而，中国人民付出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更为惨重的代价，却仍然没能换得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只是换得了专制政府的一次次的政策调整，对农民而言，充其量是“坐稳了奴隶”而已；对权势者而言，无非是“让我们有节制地压榨他们”而已。只要新政策略见成效，马上就又有人为专制政府歌功颂德，从而继续帮助一个作恶多端，捉襟见肘的专制制度精益求精，益寿延年。

关于中国农民问题有三句话我很欣赏。一句是李昌平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句话告诉我们中国农民的现状。一句是秦晖的“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这句话和毛泽东那句话“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相对，指出农民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还有一句是于建嵘的“让农民自己说话”。按照于建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把权利还给农民。给人一条鱼，不如给人一套钓鱼的工具。由政府制定出好的农业政策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农民自己有发言权，能够影响和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让农民自己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有效地采取集体行动，捍卫自己的利益。

从这份《中国农民调查》我们应该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在中国，推动民主改革实在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结社自由是当务之急，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