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与“黑白合流”
在中国这块由腐败侵蚀的土地上长出的一颗最恶劣的果子是“黑白合流”的黑社会组织。从近年来各种调查材料与已侦破的大案来看，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其所在地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与公安部门的官员们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与被保护人的关系。
与西方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大陆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接纳的权力部门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政务官（各地党组织与政法部门）与事务官（工商、税收以及银行）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分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政治身份，带上了各种“红帽子”。
如浙江温岭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这一身份之外，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东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经理、温岭恒基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人兼总经理、台州新世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前4个头衔，是张畏采取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以寻求庇护时得来的。被张畏一案所牵涉到的67名党政要员当中，有市长、市委书记、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著“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等人的情况均与张畏相类似。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各地政府官员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更为严重的是，公安部门最近的报告显示，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在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县市议会）与政协的领导人。社会公共权力就是通过这些公共权力系统的贪污腐败者蜕变成了黑社会鱼肉百姓的帮手。这种警察与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黑白合流”的局面，应该说是所有社会形态当中最糟糕的一种社会形态。
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像是黑社会行为方式对社会价值观的有力渗透。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官杀官”事件就是在这种背境下发生的。比较有名的有这么十几件：1995年江西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买凶杀该县县委书籍胡次干、副书记万先勇；1997年3月广东省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市长杨启周、财办副主任林启菊等人密谋杀害原阳春市长等人；1999年6月28日原武钢市市委书记李长河杀该市八台镇镇长吕静一夫妻俩；1999年3月16日海南国税局税官杀检察官黄崇华；1999年3月26日，抚顺司法局局长谋杀县委书记案……，这十余起案件都是政府官员借助黑社会手段买凶杀人，而凶手有些是黑社会成员，有些则是社会边缘人物。
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而是「德能勤绩「之外的东西。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让中国社会饱受惩罚，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都竞相仿效，近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屡屡发生各种绑票事件与买凶杀人事件，有的后面还有公安警察做后台。在中国的专制威权体制下，人们本来就缺乏安全感，黑社会这种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另类权力更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3、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
寻租活动猖獗的结果之一，是90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开始伴随明显的“两极化”特点，即富人越来越富、贫困者越来越贫困。
衡量中国收入差距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基尼系数，二是银行存款的分布状况。
据世界银行测量，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5，这个指标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这说明当时中国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盛行。而到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基尼系数的变化如下表：
基尼系数变化表
年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农村居民个人收入─中国人民大学PPS抽样
1978────0.15
1982─────────────0.22
1986────0.19──────0.30
1988─────────────0.34
1990────0.23──────0.31
1994────0.370─────0.411──────0.434
2001────0.458
注：2001年的基尼系数并未分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个人收入，为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第7版。
必须要指出的是，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和老百姓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在这些调查中，对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那是因为这些家庭收入透明度较高；而对高收入阶层家庭的调查却应打个折扣，因为这类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但即使按照远远低估了实际情况的这组官方数字，也必须承认在短短的20余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动荡的国家。1998年，城镇人口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9.6倍，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总收入的38.4%，而收入最低的20％人口仅占有总收入的5.5％。41 世界银行（1998年）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超过了东欧国家和不少相邻的亚洲国家。从中国政府现行的税收政策以及中国贪污腐败的发展趋势来看，收入差距在中国还将继续扩大。
银行存款的分布也说明了中国财富分配的“倒金字塔结构”状态。
2000年中国居民存款资料显示：1.26%的人占有7万亿元银行存款的27％，7.8％的人占有7万亿元存款的65％。另有材料表明，现阶段中国15％的人拥有85％的财富，另外85％的人仅仅只占有社会总财富的15％，42 在财富占有上完全呈倒金字塔结构。根据本文罗列的详细资料，可以将中国的收入状况形象地比喻成一座金字塔，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座金字塔的顶端，高踞著占总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们储蓄著其收入的大部分，拥有占全国份额一半以上的私人财富。让中国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花园别墅、高级公寓、进口豪华轿车和各类精品店，都是以他们为供给对象。在积累财富的前一轮竞赛中，这些人由于社会关系、所居职位（只有少数人是由于个人才能）而成为这个社会的富裕者，由于他们的成功，他们用来喂猫养狗的的食物都比贫困者用来哺育后代的食物要好得多。
在这座金字塔底座，是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在积累著债务。他们的情况在前面已有详细的描述。居于金字塔中部的是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他们辛勤工作，只能积蓄收入中的小部分。从90年代的城市生活状况来看，这些工薪阶层的「财富「，主要是家具、家庭设施和数量不多的储蓄、国债、股票等。在沿海地区，如深圳，工薪阶层最典型的“财富”就是有一套不能进入市场买卖的“福利房”。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即处于金字塔腰部中线以下的那一部分），如果不辛苦撑持，就有可能掉入金字塔的底座。因为他们存款的增长速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和政府意在掏空他们钱袋的种种改革措施出台的速度相比。
这种让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人付出“改革代价”，5％的权势者享受“改革成果”的财富分配格局，最终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无法生活的底层人士会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