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早晨，我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昨天军车把人给撞死了。我向老板请了假，10点多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广播说，西门冲出一千军人清场。我过去一看，军人都穿着白衬衣、绿裤头，其中很多人身上有那种带有长长天线的步话机。

这时广播再响，说在六部口截到军车，里面全是武器。我和朋友赶紧过去看。那是一辆被学生截住的军车，车上全是步枪和棍子。车上的军人跑掉了，学生们就在那里做武器展览。我后来拿着一枝枪站在车顶上向围观的几百人展示。这时从中南海西门打出催泪瓦斯，我们的眼睛、鼻子、嗓子都呛得特别难受。几百个军人拿着警棍冲了出来，见人就打。警棍上有血。我从车顶跳下来，跟着人群跑。鞋子都跑断了。一个德国电视台记者在拍枪的特写，他背着沉重的摄像机跑得不快，后背挨了好几棍。我们跑到向南的胡同的时候，他把上衣脱下，让助手拍他背后的伤。

回到我在政法大学附近的家，父母看到我被催泪瓦斯勋得红肿的眼睛，非常紧张。广播里在一遍遍播放通知，不让出门。

晚上11点，我们到了复兴门，看见红的、绿的信号弹。军车发疯似地往人群里冲，向天安门方向行驶。这时听到枪响了，我们都以为是橡皮子弹，可是看见有人随着枪声倒下。接着，站在我身边的人也中弹了，打在脚上，我们抬着他往回走，放到板车上。

当时特别害怕，也特别恨，有一种要跟他们拼的感觉。

后来我们来到了长安街。这时木樨地方向开枪了，我们一边唱着歌，一边往复兴门立交桥下撤。

军人上桥了，听到歌声，就打过来一嗖子弹，马上就有人中弹。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把一个中弹受伤的学生模样的男子背在背上就跑。他在我背上痛苦地呻吟。跑了有一百多米吧，过来了一辆板车，别人就把他接过去放在板车上拉走。

我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喘气。心里惦记着不知伤者是死是活。他一定伤得很重，我的白衬衣有一半是红色的血迹，蓝色的裤子也有一只裤腿因浸泡进血而变成黑色。这时一名骑自行车的人路过，起先他还以为是我受伤。他要到人民医院拍照，我就坐着他的车来到了人民医院。

我们又来到了西单。

在电报大楼西边的胡同里，我看到两个被打死的男子躺在地上。

我们二百人左右聚在路口一直到六月四日凌晨四点。这中间，有些军车、装甲车开着枪从我们身边开过去。这时天安门广场那边枪声很密集。我们这边只要一打枪，就肯定有人倒下。

看到他们这么杀人，我觉得已经没希望了，就往家里走。母亲处理了我那件有一半是血的上衣。

清晨六点，我在我们家附近看到一辆平板车上拉过来一母女，小女孩六岁左右，穿着连衣裙，身上中了三、四枪，已经死了；她妈妈抱着她，整个都傻了。

我很担心那位昨晚和我一起出去的同学的安危，就上他家找他。他还活着，头上缠着白色的绷带。他被军人用石头打的，有点脑震荡。他惊魂未定地告诉我自己刚捡回了一条命。他在宣武医院包扎后，头上的绷带太显眼了，经过西单时，军人看到他了，追着他开枪，有一枚子弹从他骑的自行车后挡板穿进去，打在两腿间的自行车横梁上。若慎微偏一丁点，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中国电视、广播里说的那些，北京都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当时是怎样的。死了那么多人，亏他们还能撒这样的谎。

我的一名朋友是从坦克轮子下逃出来的，他在六四期间写了许多文章，印了一本叫《铁流》的杂志在清华、北大发给学生，90年他被捕，后来以反革命罪判了十一年。六四过去十多年后他才服满这十一年刑。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