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童年的日子裏，每逢佳節，當我們許多人家歡歡樂樂地團聚時，鄰居一位老伯總是孤獨一人、以淚洗面。

今年新年，老伯又講起了他的故事，老伯說：

“大約在1956年5、6月，那時天氣開始有點熱，我剛從大學畢業，在一個大廠當科長。一天，黨委書記來找我，徵求對一件事的建議，我說了自己的看法，書記說他有別的想法。

我說，我的建議你用不用都無所謂，反正都是你說了算的。哪想到，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對我而來，把我弄得莫名其妙，這樣我就被定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我的青春就在勞動教養所裏荒廢了。後來，書記說，我們冤枉你了，給你平反吧，你回廠吧。

那知道，書記話音剛落，『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又被整了十年，反正廠裏有大事小事，我就是「運動員」，被人當靶子。

『文革』一結束，書記又說，我們冤枉你了，給你平反吧。這會兒，真的把我的檔案給燒了。

可是，我的一生就這樣了。”

老伯說，「那時好像是防不勝防，現在，那個讓我當上右派的建議到底是什麼，我實在也想不起來了，反正不是什麼大事，是工作中一件很平常的事。

當時，我還以爲，自己作爲『反面教員』是爲國家作貢獻，反正是黨的需要。其實，現在才明白，這一切都是『殺雞嚇猴』的把戲。他們整人，就是一種統治手段。

要知道，我是在爲『黨』爲國工作中發表了自己獨立的意見才惹的禍。有人當今想從體制內給共產黨提什麼進言，我看你的一片好心將來會成爲你反黨的證據。」

老伯說，「他們明明都知道整我是錯的，『文革』前就給我平反了；可是，『文革』又整了我十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表示，再也不容許『文革』這樣的事發生了。可是，話音剛落，他們鎮壓法輪功還不是一樣的統治手段，一切沒變。明天不知道又會是誰？」

我問，「老伯，您家裏受牽累了嗎？」

老伯說，「我被定成右派後不久，媽媽打電話來。我說，媽媽，你不要再打了，我是右派了。媽媽不久就去世了，那次電話也就成了我和媽媽的永別，媽媽是爲我而……」

老伯說着，開始了低聲嗚咽抽泣，我趕緊轉換話題，但爲時已晚，熱淚已經掛滿了老伯的臉。

新年說「平反」，真有點「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感覺。無意觸動了老伯的記憶，不知道應該責怪自己庸閒，還是責怪那些傷了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