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突然發難，提出「一邊一國」論和推動公投立法，謀求臺獨，搞亂了海內外的焦點，差不多一個星期居然沒有了北戴河會議的消息。固然，北京的保密工夫做得好，但阿扁也是幫了忙。可以肯定的是，中共高層今年留在北戴河的時間比往年多了很多。
也許，沾了陳水扁的光，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和大陸學者胡鞍鋼、丁元竹向中國決策者和相關部門發出的「最嚴重警告」，引起了相當的關注。北京圈子裏的人說，三學者打着「防止中國再次出現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防止中國出現第二個『印度尼西亞』的社會動亂」的旗號，有話敢講，也講得充分。不過，這個「警告」在北戴河會議期間公開，着實對江系不利。他們其實點出了「江核心」治下未能解決的兩大危機──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加上，江澤民任內沒有解決中共的最高權力交接制度化的問題，也就是說江核心將留下三顆定時炸彈。
這三位學者認者，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歷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但當前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他們發現，目前中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一至二億人，佔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二至四十五；非常不滿意者在三千二百萬至三千六百萬人，其比例在百分之七至八。
他們引用中共官方的各類調查，發現有驚人的相似點。首先，黨政幹部也認爲腐敗已成爲中國頭號的社會問題。從中央黨校課題組的調查看，地廳級黨政幹部對影響中國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的回答，二○○○年集中在五大問題上：腐敗、國有企業、收入差距、下崗失業、農民負擔；二○○一年黨政幹部認爲社會形勢中最嚴重的頭號問題依然是腐敗問題，也是連續三年位居榜首。黨內中高級黨政幹部都一致認爲，目前是中國腐敗最嚴重的時期。
腐敗歪風熾烈貧富差距擴大 三位學者對中國目前四種主要腐敗（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行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作的初步估計，在九十年代後半期，僅以上四種主要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佔GDP的比重在百分之十三點三至十六點九之間；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期間造成的經濟損失竟平均每年高達GDP的百分之十四點五至十四點九。
具諷刺的是，目前政府實施防治腐敗的措施歷來最多，懲治腐敗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會的各類腐敗特別是系統性、單位性、集團性的腐敗愈來愈嚴重，涉及的金額愈來愈大，不正之風愈演愈烈，中共的一般黨員不滿意，全國人民更不滿意。
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公共服務水平與可及性十分懸殊；二是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極化指數迅速上升且達到歷史最高點；三是中國基尼係數明顯上升，已屬於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係數過高的重要原因。根據長期從事中國收入分配研究的學者對國家統計局資料的計算，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由一九八八年的零點三五上升爲一九九七年的零點四，當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集團消費轉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後，中國居民收入實際基尼係數由零點四二上升爲零點四九。目前中國居民收入實際基尼係數已經超過零點五，屬於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
更具諷刺的是，中共主張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但是中國大陸收入分配變得愈來愈不平等，甚至比實行資本主義的臺灣還不平等。在任何社會，不平等從來都是社會不滿的根源，嚴重的不平等都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尤其在北京還聲稱奉行社會主義之時。
由於中共十六大主要解決「三個代表」和江澤民去留，這份「警告」成了非江派的武器，他們直接提出「三個代表」吹得這樣好，爲甚麼解決不了上面兩個問題，相反，危機愈來愈重？有人甚至藉此抨擊，江澤民在任內最後的日子，不是認認真真去解決腐敗和貧富懸殊危機，反而醉心爲個人樹碑立傳，後患無窮。
有些論調還指出，江澤民實際在重蹈毛澤東個人崇拜那一套，勸留派說甚麼「衆將易得，一帥難求」，使人覺得時光倒流，重回文革。本來，江澤民應該完成鄧小平廢除高層終身制的歷史任務，使中共的最高權力交接制度化，定出遊戲規則。但是他爲了戀棧，故意拖延了這方面的工作。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十六大江澤民不再做總書記，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的產生仍是無章可尋。中共最終可能因此與歷代封建王朝一樣，陷於最高權力的內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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