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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地獄──安慰與恐怖
當時的英國社會,雖然對愛滋病仍舊有偏見與恐懼,但人們開始接受愛滋病,並善待愛滋病人。社會給予加曼機會,讓他在被愛滋病奪去生命之前,以樂觀和博大的心胸,創造出迷人的藝術作品。 在去世之前,加曼已經雙目失明,皮膚肌肉都在脫落,但他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氣,拍攝下自己「與愛滋病共存」的最後歲月。因爲發現許多愛滋病人對自己的病非常害怕,在那部叫做《藍色》的充滿詩情畫意的影片中,加曼對愛滋病情做了藝術性的解釋,讓人們産生勇氣去拒絕恐懼和絕望。在最後一本書《自承風險》中,加曼寫下他的遺願:「在我離你們而去的時候,我會唱著歌離開。---請讀一讀我在字裏行間所寫的這個世界的關懷愛心。」 一個社會,能讓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活得高貴、死得悽美,並把愛心留給他人,那麼,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人道的社會。在西歐,愛滋病被視爲是人類的苦難,不管得病的是誰,大都能獲得社會的救助與適當的治療。因此,愛滋病人報復社會的事情不能說沒有,但絕對是極其個別的現象。 前不久有來自國內的報道,天津市多名艾滋病患者拿裝有自己血液的針筒在街上找人亂扎,造成天津市陷入極大的恐慌。據說,這是愛滋病人報復社會對他們的不公。他們中的許多人,既不嫖娼、賣淫,也不搞婚外情,更不吸毒,他們患病,皆因政府的不負責任,貪瀆和壓制真相報道,由醫源性「血禍」危害感染了愛滋病,因此一些愛滋病人絕望中走上極端,再去陷害別人。 這個可怕的扎針事件,讓我們注意到中國那樣一個對病人缺乏關愛的社會。在死神的陰影中掙扎,愛滋病人除了承受肉體的痛苦之外,還得承受社會的歧視。許多人因此失去身份,失去基本的權利:被單位隔離,被親友拋棄,政府的醫療部門對他們無動於衷,這樣,無路可走的他們選擇了報復。 中國社會對他們如此殘忍,他們便不顧一切地報復社會。這樣一個人性不健全的社會還能夠治療嗎?如果我們不致力於改造這個患了冷漠症的社會,如果我們不去譴責中國政府的瀆職與不人道,那麼,我們怎麼能指責艾滋病人以死相拼呢?據說,他們拿著針筒亂扎針,其實根本感染不了什麼人,只是製造了社會恐慌,爲的是喚起人們對他們悲慘處境的注意。 也許不少得了愛滋病的人終不免一死,但是,讓他們死在社會的溫暖之中,死在親友的關愛之中,而不是死在殘忍和冷漠之中,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公民的共同責任。 摘自(大紀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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