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天的統治集團是人類歷史上最墮落的一個集團，既沒有社會經濟管理能力，同時連統治者的基本素質，就是爲自己本階級的長遠和共同利益著想它都沒有。」
「秀」者，所謂「末政經濟」是也
江氏集團在十三年的權力發跡和爭鬥中，尤其是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以經濟發展爲名，實質是以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漸進改革」中日益凸現的體制固疾，掩蓋這個行將衰朽的神話，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當然那種動真格的改革實際是「革」現政體制的「命」，既得權利集團當然不肯輕易就範)，開始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短期經濟表現。表現出來就是一味以GDP爲目標的爲對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以及道德文化資源的瘋狂的掠奪、破壞和腐蝕。短短十多年使用了所有手段壓榨一切可壓榨的老百姓，尤其是下層老百姓(約佔全體民衆的75%)，同時對官僚階層大肆封官縱容(不到全部人口的5%)。正是這樣短視的暴政體制，才滋生出日益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貪官污吏盛行，毒害到社會肌體，使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備受摧殘，以致形成經濟表面越繁榮，官場愈墮落，民生愈疾苦，民心愈渙散的「怪圈」。無怪乎了解中國經濟的學者們調侃道：中國的經濟改革，好比是把一個輪子做成了方的，GOING NO WHERE（無處可去)。更有經濟學家一針見血道：如今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輸血」的基礎之上，僅存的能維持死而不僵局面的一脈就是靠做「秀」而撐著門面騙來的大筆外資。
從數字上我們可以看到零星事實，不過這只是末政經濟的冰山一角。
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位官員在接受「金融時報」關於中國統計做假問題的採訪時說，「(中國)有很多問題單靠統計局是無法解決的，尤其是與政治相關的問題」。試想行政命令要經濟增長「七上八下」(7~8%)，「騙子人民共和國」裏的人誰敢不上行下效呢？皇帝雖然沒穿衣服，但是衆口爍金，架不住人說呀，何況說的人從國內到國際，從媒體到課本，從政界到商家，可謂自欺者又欺人，不亦樂乎！
好在還有幾位研究中國經濟多年的老外，願意當「皇帝新裝」裏的小男孩，說出了這精緻騙局中的令人稱奇之處：1997到2000年間，官方經濟增長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卻下降了12.8%，就業也逐年下降(如最近的五年期間，江政府使全國職工下崗多達四千八百零七萬人，相等於南韓一國人口)。投入下降，產出卻穩步增長，此乃江集團統治下的一大奇觀也。難怪香港CLSA經紀公司年度報告裏說：「有關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全球最快的『數據』，其價值不抵用來寫它們的紙」。「我們無法預測中國2002和2003年的經濟增長，因爲我們缺乏最基本的統計信息來構造哪怕最粗糙的預測模型。」
數據作假還是屬於比較不高明的做「秀」手段。比較起來，它們背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經濟「事實」才更加有欺騙性。
(一)人民日子好過了嗎？
蛋糕做不大時，有的人多得，就必然有人少得。這是常識。在短期利益目標的驅動下，但凡有掠奪財富的可能時，就不會有創造財富的動力——因爲前者來的痛快得多，尤其當被掠奪的對象不會發出什麼反抗的聲響時。那麼，套用經濟上的一個術語，在這場零和博奕中(意即蛋糕沒有做大)，九億農民就徹底地淪爲了犧牲者。其次是城市下崗工人，他們都處在社會的最低層，構成了極不平衡的「權錢金字塔」下最廣大的底座，佔全國人口的75%左右，而他們只佔有大陸私有財富的3.5%~4%。
到頭來，那位被普遍認爲最有作爲的中央領導也只有一句毫無內容的感嘆話作爲總結：「中央欠農民的太多了。」借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卻無人說明怎樣償還，甚至是還不還？
其實只要打著「國家」幌子的權貴階級不再進一步「欠」就謝天謝地了。不過這看上去不太可能。以窮困爲名的中國農民目前仍然是中國最大的納稅人：僅以安徽省1998年爲例，據最保守估算，全省農民各類負擔是收入的8~9%；而同期全國最繁華的上海市，平均人均所得稅只有4.7%。可嘆的是中央還三令五申農民要減負，規定農民負擔上限不得超過5%；而這個5%理想化得過了頭，大家儘可以視其爲最低下限，因爲很多地方通常是15%以上，甚至還有些地方高達30~50%。「苛政猛於虎也」。然而更可悲的是，這些賴以養活中國的人羣，沒有任何的利益代言人：一個地方官可以爲官不仁兼爲富不仁，偶有仗義直言者還落得像李昌平一樣丟官遠走的命運。而最新一輪的壓榨正在悄悄地進行：WTO條約中中國農業的開放程度要大大高於人們的預期，甚至高於一般國家水平。
可是不要忘記：中國的農民還做得了奴隸時，他們可以忍耐；可是當他們發現自己連奴隸都做不了時……沒有人願意看到這個假設成爲現實，因爲中國歷史上有過太多次同樣的答案。
讓我們目光上移，看看處在國內的中間階層。這些20%左右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公務員等是屬於「財富大刮分」中的搭便車者。他們的確享受了些許「好日子」。然而他們可能因此也忽略了一個事實：這個「中產階級」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他們既是權貴資本的盤刮對象，同時也會隨時淪爲體制內在不穩定的承受者——輕則承受民怨，比如下層百姓對連年公務員加薪的不滿，重則是由於整體內在矛盾終於大爆發時的連坐者，所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個人所得稅稅收連年以六倍於GDP的速度增長，而個人所得稅中，工薪階層竟然佔了大頭。爲了滿足政府不可遏制的爲刺激經濟而採取的鋼性開支增長，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政府一直都在通過合法的稅收，不斷加大對民間財富——尤其是中下層的非法收刮。此爲一證。另一箇中產階級難逃權貴資本對其洗劫的例子是：
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動員全國人民到股市裏炒股。目的是因爲中國的銀行已經爛帳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據說最內部的數據達到了60%。爲了轉嫁銀行風險，就由政府出面號召全國人民炒股，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決無僅有的。其結果是許多機構大戶與政府官員勾結在一起，利用內部消息，不斷地賺錢、轉嫁風險，中小散戶就不斷地被套牢。國內2000年底「基金黑幕」事件引起軒然大波——「貓膩」漏出來了，也就難怪有關方面那麼緊張。
您不要以爲這是偶一爲之的權宜之計。其實中國宏觀財政、金融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僅僅在於它有多麼危險的指標或者數據，而是在於它是系統性的明搶暗奪：權力和權力資本在毫無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無償佔用和揮霍全民的未來財富（存款、國債、股票等等）。既無約束與監督，這種揮霍當也就毫無節制，而中國的老百姓卻天真地以爲他們是在爲自己的未來儲蓄和投資。
不信我們可以算筆帳：
97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主要是採取財政擴張政策刺激經濟，財政赤字彪升。根據中共官方公佈的資料：從1997到2002年短短的五年中，政府財政赤字翻了兩番半，將高達3,098億人民幣。這意味著每個國民平均負債200元人民幣，換個方式計算就是中國一個三口之家平均負債600人民幣。
還有未列在財政虧空中的「社會保障基金」，大家就要再承擔負債大約80,000億人民幣，也就是說每位國民又要增加負債6,15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增加負債18,462元人民幣。
2002年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佈：「國有商業銀行去年底不良貸款比例爲25.37%」。暫時不去研究這個數據包含了多少水分，我們僅僅按照官方公佈的數據計算，國有商業銀行的呆壞帳的總額高達22,898億元。平均到了每個國民的身上就又增加了1760元人民幣，一個三口之家的負債就又增加了5,280元人民幣。(什麼意思呢？通俗點的說法，25.37%壞帳意味著您每存10塊錢進國有銀行，有近3塊是拿不回來的了)
此外還要算上銀行未登記的外債及地方各級政府的債務及「白條」尚有60,000億人民幣以及「剝離」到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的銀行壞帳，而且不要忘記，按照中國政府公佈的國債增長率，也許明年您的債務又增加了25%，或許是45%。都算在一塊，一個三口之家負債不多，才40,947元人民幣。
再讓我們算一下您的國有資產：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鑑數據，每個國民的平均國有資產也只有2,534元人民幣，每個三口之家擁有國有資產7,602元人民幣。此外中國國民的每人還可以有244元人民幣的外匯淨儲備，意即一個三口之家也可以增加732元人民幣。
好，這下您就知道了：資債相抵，國有資產您不僅拿不到，你還需要在你個人的資產中要拿出5,315元人民幣付債，換言之，每個三口之家的淨負債是15,945元人民幣。
這是怎樣的「美好」日子呢？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雄踞在金字塔頂端的佔總人口5%的「權貴階層」。他們中的佼佼者在城鄉人口中不到1%，即四百八十萬至五百萬人，每人都家纏千萬元以上財富，其中90%以上是高幹子女、親屬。這些暴富者構成中國的權貴，然而他們財路卻著實不明，分起來大概有三條：
第一條，八十年代中期至後期，官場操控經商，倒買倒賣國家計劃分配的物資，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的批文，叫「空手盜」。
第二條，九十年代初，除了繼續操控倒買倒賣國家計劃分配物資和進出口物資的批文外，炒買炒賣國土，大批有背景的公司南下，靠有來頭的中央頭面人物批條從銀行得到數千萬、數億元免息、免擔保借貸，炒買炒賣國土、炒買炒賣上市股，當然這裏是誰老子官大，誰好處最多。比如總書記的長子之類都是悶聲好發財的典型。
第三條，九十年代中期至二零零一年，操控、包攬國家大型基建工程合約，在引進外資過程中留成、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佣」等。自去年國家主席在香港「財富論壇」上親自把長子介紹給那些世界巨賈后，這類買賣做得最順手的當然又是中國第一公子了。
中國有句古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些權貴資本儘管可以呼風喚雨，但卻無法平民怨，也無法使自己對財富的佔有合法化——一切都只有在暗中以見不得人的「腐敗」形式進行。加之中國經濟、金融危機四伏，這就造成了每年比外商投資還多的資本外逃。留下的人也是人心惶惶，「不知何時一覺醒來，就什麼都沒了。」於是每人人手一本到幾本外國護照。
從下看到上之後，我們還能短視地在這裏人云亦云：「人民日子好過了」嗎？
(二)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一枝獨秀」嗎？
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人民幣堅持不貶值，爲中國管理層掙足了面子，並贏得了國際輿論非常慷慨的讚揚，但這一政策卻是以農民及其他低收入階層的進一步淪落爲代價的，也可以說，人爲的外匯管制不過是上文中提到的權貴階層洗劫社會財富的一次具體表現。因爲在周邊地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由於人民幣堅挺，中國下層階級的勞動力價格被人爲高估，這就限制了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渠道和工資上漲。考慮到中下層人口在中國人口中所佔有的絕對份額，這個代價其實是相當巨大的，而且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代價。
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爲主的中、高層收入者，尤其是高踞「權」「錢」金字塔尖頂的壟斷和權力資本卻享受了人民幣堅挺的絕大部份好處，比如人民幣的堅挺大大增加了他們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能力，同時對那些主要依賴進口設備、原材料並大量使用國外債務的壟斷企業和權貴資本有利，比如電信等壟斷企業。在中國的城市，幾乎所有的生產和消費領域都與進口密切相關，人民幣的堅挺的確大大刺激了中國城市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胃口，這大概就是許多外國資本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了一箇中國中產乃至資產階級的真實原因。然而這個具有「樣板意義」的中產階級的基礎並不牢靠，因爲這是一次匯率管制所導致的突擊性的財富轉移。中國農民一直是中國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種被動的承擔並非是由於他們的愚鈍，而僅僅是因爲他們遠離權力中心。所以，我們有充份的理由懷疑：人民幣的堅挺是不是也是一種體制的「故意」－－強勢階級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觀政策的尋租？雖然從長期看，中國農業問題可能主要不是一個匯率的問題，但人民幣的人爲堅挺，卻在這幾年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弱勢階級的困苦，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看清楚了這樣的真相，難道我們還能認爲，中國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嗎？我們不過是將這種衝擊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給了中國的弱勢階層罷了。人民幣沒有貶值，僅僅說明了中國有可以人爲控制的「外匯管制」，僅僅說明有人要竭力維持一個名不符實的強國形象，而不能說明任何其他問題。
(三)中國申奧「成功」了嗎？
能主辦2008年奧運會，每個中國人都似乎應該引以爲豪。不過我們將要爲這點自豪而付出相當的代價。中國政府宣佈要花費350億美元來進行這次奧運會，並論證各類經濟上的「好處」，這些所謂「好處」恐怕連炮製這些論點的人自己都不會真誠相信的。
論點一：「中國申辦奧運會會使中國國民經濟每年增長零點三個百分點」
目前中國的國民產值是一萬億美元。百分之零點三就是30億。設若350億總投資平均在七年中，每年50億。大家可以計算一下，50億美元的投資可以爲中國增加30億美元的新增產值嗎？如果有這麼高的效率，中國政府還需要招商引資嗎？我們相信全世界的資本都會爭相恐後地跑到中國。
論點二：「北京市將因爲申辦奧運會而增加150萬個工作崗位」
按照國際一般的規律，投資15萬美元就可以製造一個就業機會。即使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以5萬美元計算，350億美元的投資，只能製造70萬個就業機會。如果按照這樣的計算，可以有投資350億美元而製造150萬個就業機會這樣的經濟奇蹟，中國政府早就不應該再爲國民的失業發愁——以目前的中國的資產投資，完全可以安排世界上全部的人員就業。
論點三：「在今後每年會有100萬人到中國旅遊」
且不說目前到中國去旅遊的人數有多少，就是算每年又新增加了100萬人到了中國，每人在中國消費二千美元，總金額不過是二十億美元，扣除成本還剩下多少？以平均利潤爲20%計算，毛利潤不過爲四億美元。7年總量不過28億美元。可是您知道350億的成本，光是利息就會有多少呢？
等等等等。奧運，猶如APEC會議中上海浦江的禮花之夜景，雖漂亮，但終究不過曇花一現，表面文章而已。有誰想過那些錢是農民父老們多少年的收入呢？
(四)我們應爲中國入世而歡呼嗎？
中國入世談判談了15年之久，中美關於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終於在2001年9月份就通過了。歡呼之餘，您有沒有想過一點：爲什麼這麼多年以來中國從上到下沒有幾個知道究竟WTO的條款是什麼，老百姓到底有哪些責、權、利？在協議簽署的第二天，美國各大公司就著手研究、培訓。而爲什麼中國人三個月後，也就是協議正式生效後才看到非官方出版的中文版？
這不是說WTO不重要——否則中國幹嘛費那麼大勁呢——是恰恰相反，WTO太重要了，重要到有關高層必須以瞞天過海之術來實現其中的巨大陰謀。一言以庇之，WTO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面接受西方遊戲規則及社會、法律體制的重要條約，然而所謂西方文明所能留給中國的位置則是以大概整整一代甚至幾代人的淪爲「世界工廠」中被壓榨的奴工爲代價的。這種壓榨，不僅僅來源於西方資本家，最令人防不勝防的是本國權貴資本的在其中的聯手：據說談判中，美方曾要求加進保護環境和保護勞工權力的條款，然而卻被中方一口拒絕了！可以說，在江XX領導下的中共早已經蛻化爲權貴利益政黨，說「代表最廣大人民羣衆利益」的話只能是「羊皮」一張——聊以披掛，以掩「狼」形而已。
有例爲證：
比如臺商王永慶的在大陸的企業虐待中方工人，遲到了一分鐘就罰他們站，還讓脖子上掛一個3~4斤重的牌子，站在天橋上面幾個小時，都有人昏倒。有好事者去幫忙打報不平，結果被慢條斯理地請到辦公室坐，對面是一張大照片，是王永慶先生和他的太太與江XX父子倆的合影，在這種情況下能有什麼處理結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臺灣的商人在臺灣民主化以後是不敢做這種事情的，香港老闆在他的本土上他也是不敢這樣做的，那麼爲什麼「桔生江北爲枳」了呢？爲什麼西方大公司那麼看好中國呢？因爲中國沒有像美國甚至港臺一樣成氣候的勞工組織，廣大的廉價勞動力可以任由宰割……中國的權貴資本還從中幫忙，默許甚至協助了虐待工人的這種行爲的存在，所以老外資本家們才如此有恃無恐。至於背後有私下交易，老百姓也不清楚，只是一條，根據計算，中國因爲貪污腐敗受賄造成的損失從1996年以來逐年在上升，佔中國GDP總份額的13~16%。
難怪有人認爲，WTO並不是造成衝擊的唯一原力——現存的體制才是。
（五）中國政府到底是有錢還是沒有錢
1800年時，中國佔世界總產值的33%，歐洲當時是28%，美國只有.8%；
1900年時，中國下滑到6.2%，歐洲則一舉佔到62%，美國升至23.6%；
1997年，中國GNP佔世界總額的3.5%，美國是25.6%。按人均GNP算，中國排名世界第81；即便是按購買力平價匯率，中國人均GDP也只是排名第65。而按照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國更是遠遠的排在了隊尾：第107位，比阿爾巴尼亞和納米比亞略好。
或許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中國近年來奇蹟般的經濟增長率，不過呢，考慮到中國近年來中國的GDP增長率中有2~3個百分點是指生產出來的賣不出去的存貨，三個百分點是指農業人口進城而帶來的一次性增長，還有一個百分點是政府基建支出(一位老美經濟學家告訴我，他在中國住的旅館對面是一棟25層大樓，而整棟全是空的)---中國的有效增長率幾乎是負的！至少中國的當家總理印證了這個結論。
那麼，中國政府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呢？
對中國情況沒法了解的老外經常被江XX「秀」得暈頭轉向，覺得江XX砸起錢來真是大手筆，比美國總統衝多了。
中共建國50週年的時候，本來政治局的決定是按照建國三十五週年的辦，但江XX講話了，「五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主要算政治賬，不要過於拘泥於經濟賬。」可不是嗎？總書記親自登臺，不卯足了勁兒「秀」一下怎麼行？於是呢，這一下子連大閱兵，帶全國搞「獻禮工程」一共扔進去1800多億元人民幣，夠全體下崗職工兩年生活費的。朱鎔基不止一次說：「美國別說五十年大慶，就是百年大慶，它華盛頓敢這樣搞嗎？誰搞誰下臺。」
2001年，江XX做東，在上海召開APEC會議，一次《今宵如此美麗》的焰火「秀」，又燒掉了300萬美元。江XX還連聲說這錢花得「值得」，那時候他想必故意忘了中國有一億農民一年的收入連500元人民幣都不到。
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2000年部長級會議」，江XX答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對非洲國家提供發展援助，隨著中國的發展逐步擴大援助；在未來兩年內減免非洲重債貧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100億元人民幣債務；」
2002年7月，江XX以1億3000萬美元援助瑙魯，換取建交。
中國向埃及提供各種援款共33筆，總金額約合11億多元人民幣，其中無償援助3億元人民幣。
1999年，江XX繼續向南亞部份國家提供援助，同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等國政府簽訂了新的援助協議，新提供無償援助1.38億元人民幣，優惠貸款1億元人民幣。
1998年底，江XX向蒙古提供了1億元人民幣的優惠貸款和3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2000年7月，江XX向塔吉克斯坦提供5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2000年11月，江XX向柬普寨提供1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
2001年11月12日，江XX在會見盧旺達總統卡加梅時，「爲表達中國人民對盧旺達人民的友好情意，推動兩國友好合作，」向盧旺達政府提供3000萬元人民幣無償援助。
1999年，中國答應向柬埔寨提供15億人民幣（大約2億美元）的優惠信貸；4000萬元人民幣（大約500萬美元）無償援助。
2002年5月，中國向阿富汗提供３０００萬美元無償援助。
中國方面向白俄羅斯提供了1千萬元人民幣的人道援助；向摩爾多維亞提供了100多萬美元的無償援助；向烏克蘭提供1百多萬美元的經濟援助。
2002年3月，江XX再向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