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那年，朱瑞祥又到我家來看望我，他驚訝我的精神狀態還不錯。談起我的判刑入獄，他說許多人都不解：茉莉一個不懂政治的女人，怎麼突然就成了小有名氣的政治犯。我開玩笑說，這是社會主義監獄的優越性，它們能把一個普通女人制造成真正的政治犯。

沒想到十二年之後的今天，竟然輪到朱瑞祥當政治犯、坐上社會主義監獄了。他被判的刑期和我的一樣，也是三年，但罪名卻比我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要嚇人，居然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天啦！他的全部「罪行」，只是給12個朋友轉發了海外網刊《大參考》，這個「國家政權」就認爲自己被「顛覆」了──《大參考》的威力太得出乎我們的想象之外！

我一直認爲當年我被判三年徒刑是「罪有應得」，一點也不冤枉。那時李鵬政權明明在北京宣佈「鎮壓了反革命暴亂」，我還要傻乎乎地以身試法，去爲北京的反革命暴亂「鳴冤叫屈」。這等於是送貨上門，一些不願看到女人坐牢的邵陽老鄉，想保我也沒法保。

但中共官方定下朱瑞祥的「罪行」，既冤枉又滑稽得可笑──他們竟然把海外網刊《大參考》當做法律依據。十幾年來，朱瑞祥先在廣播電臺工作之餘當兼職律師，後來又任律師事務所主任，其法律知識的合格程度是經過考試的。這次在法庭上，他爲自己辯護說，自己不知道《大參考》已被中國政府定性爲「敵對刊物」，因此，儘管他在客觀上實施了利用互聯網傳播海外郵件的行爲，但主觀上不具有煽動推翻中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故意。按照中國刑法，沒有「主觀故意」就不構成這一類犯罪。

這個辯護理由是非常正當充足的，因爲，中國政府沒有在國內任何媒體、任何公開法律文件上，向全國人民宣告：由美國李洪寬創辦的那個《大參考》是敵對刊物，禁止閱讀和傳播，違者必究。不知者不能怪罪，沒有明文立法，老百姓無從遵守，政府也就無權懲罰。但是曾經判我徒刑的湖南省邵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居然在朱瑞祥的刑事判決書（二零零一邵中刑初字第一一五號）中堂而皇之地寫道：

「經查，《大參考》的標題上明確標有『專門散播各種受中共查禁的新聞和評論』，且該刊物攻擊我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容顯而易見。因此，對上述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我真是爲我們家鄉的司法人員難過，他們怎麼會糊塗到這種地步。即使要整治迫害朱瑞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必把《大參考》上的一句話搬出來做依據？李洪寬又不是中國最高立法院院長，他說他傳播的那些新聞和評論是被查禁的，中國司法部門就真聽他的，就能把他的話引用來給人判刑？

朱瑞祥一案的荒謬之處還有，邵陽市中級人民檢察院翻查朱瑞祥的電腦，把朱從未發表過的私人日記，拿出來作爲根據，證明他有推翻共產黨領導和顛覆國家政權的思想根源。這近乎文革時代的「腹誹罪」，完全是封建時代的「文字獄」了。

今天的中國司法部門倒行逆施，恢復文革做法，發展了罪刑擅斷的封建法制傳統，肆意擴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範圍，嚴重侵犯公民的民主權利和人身權利。朱瑞祥是中國司法逆流中的一個受害者，我建議國際法學界對這一荒謬案件進行研究。

2001年9月22日於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