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大陸人權律師劉書慶的兩卷本文集《「刺蝟」念茲在茲的法治和政治倫理——一個人權律師舉輕若重的拙思》近日在紐約出版。書中收錄他近二十年圍繞法治、人權案件、公共事件和政治倫理寫下的文章。文集分上下兩卷，內容涉及新公民運動、709案、慶安案件、雷洋案、鄭州公民案、女權五姐妹案、疫情防控、計畫生育、上訪者、馬三家和新疆事件等議題。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書中自述部分顯示，劉書慶曾有多重身份，包括人權律師、公益律師、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和大學教師。他寫到，自己最珍視的是人權律師這一身份，但早在2015年底就被實際剝奪律師執業權，因此現在更準確地說是「律師後」。
他本週二（7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專訪時說：「這個文集，彙集了我20年來自己覺得還算滿意的作品，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我20年來的心路歷程，這些文章主要是對公共政治的評論，幾乎每篇都是在重述正常的政治倫理。」他還說，通過這些文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20年來政治氣氛的嬗變，也可以看到「這個體制是如何一塊塊地完善了極權拼圖，曾經遺漏的自由空隙幾乎消失殆盡」。
2015年底，劉書慶的律師執業證被濟南市司法局註銷，實際失去執業資格。談到此事，他在電話中告訴記者，自己的情況嚴格說來是「註銷」，但當局也不可能再允許他執業。
他說：「沒了律師證，如同武士失去佩劍，失去鎧甲，但是沒了證，也不全然都是壞事，它給了我一種超越性。」他還說，以前有證時，主要精力放在自己代理的個案上，寫的文字也幾乎都與個人有關；現在不同了，「我關注的主題更為宏大一些了，文字有了更多的思辨色彩，更大的穿透力」。
公共案件與709案
書中寫到，劉書慶曾代理或參與許志永案、陳樹慶案、姬來松案、女權五姐妹案，以及多起被控「尋釁滋事」的案件。他還提到，在709案中，王峭嶺曾委託他代理其丈夫李和平律師，王秋實律師在被抓前也曾委託他，吳淦和王全璋案也與他有交集。
目前，劉書慶在山東齊魯工業大學任教，回看這些公共案件，他對記者說：「作為躬身入局的人，我不想假裝樂觀地來給這些案件強行上價值，因為作為人權捍衛者，還是要實事求是。」他認為，這些案件雖曾引起國內外關注，但政府有足夠手段控制案件外溢。回頭看這些案件，更能看清民間力量的孱弱。至於它們能留下什麼，取決於人們是否能韌性堅持，以及後來者能否接力。
本專訪7月7日播發時，距離709案十一週年只有兩天。2015年7月9日前後，中共公安系統在多地集中抓捕、傳喚、約談人權律師、法律助理及維權人士，涉及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及多地法律人，外界後來稱之為「709案」或「709大抓捕」。
談到709案，劉書慶說：「再過幾天正好是709案十一週年了。在這個日子，我幾乎很難心緒平靜。」他認為，709案影響很大，「對人權律師的規訓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持續進行的」。現在代理良心犯案件，律師甚至不太敢公開起訴書、辯護詞和判決書。
公民行動與法治倫理
書中還記錄了劉書慶參與的多項公民行動，包括反就業歧視、山東問題疫苗受害者索賠、李文亮醫生去世後呼籲設立「全民說真話日」，以及圍繞外國留學生財政補貼、權健案退賠機制、單身女性生育權等議題發起或參與行動。
談到這些行動的意義，他說，自己是從公民不服從的角度看待這些行動。它們不是為了掀起一場政治颶風，也不奢望引起公民的集體行動。支撐這些倡議的，是「對不義的憎惡，對謊言的唾棄，對弱者的悲憫」。他認為，這種不服從的意義，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生活在真實中」。
書名中的「法治和政治倫理」，也是劉書慶多年來文章的核心線索。談到兩者關係，他說，政治倫理和法治有很多共通之處，但並不完全等同。政治倫理是「更為基礎的關於權力與責任的倫理」，解決的是「你的權力來自於誰，就應該向誰負責，你的稅收來自於誰，應該向誰負責」。法治更多強調對權力的制約，強調依法行政，「對於公民，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而對權力，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的評論人士劉維認為，這部文集也是人權律師群體在公共空間被壓縮後的民間檔案。過去十多年，許多案件在中國大陸公共討論中被刪除、被降溫或被重新定義，但律師、當事人和公共行動者留下的文字，仍然構成另一種民間記錄。
談到出版這兩卷文集的初衷，劉書慶說：「這兩冊書，初衷主要還是給自己一個交代吧，20來年零零散散的思考、寫作、知行合一的公民行動，在知天命之年，有一個階段性總結的東西，聊以自慰。當然如果讀者能從中看到中國人權捍衛者在愈發逼仄的環境下，仍然在堅守，有更多人關注這個群體，那當然是意外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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