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民众往往成为中共官员金融犯罪的受害者。2022年6月25日，河南村镇银行取不出钱来的储户到河南银保监局举报官员渎职。（受访者提供）
【人民报消息】随著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特别是到了 2026 年，中共对金融犯罪的惩罚，就从过去的“罚款、撤职”演变成了“政治清洗、财产充公、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但是，金钱对中共官员散发出强烈的诱惑力，依然有官员怀著侥幸心理，冒险动手。
据自由时报报导，中国国家审计署6月23日发布“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在金融风险一节中披露了中国银行涉税违规问题。
报告提到，中国银行在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间，安排2家下属金融机构作为业务通道，以动员该行大量员工出资1元至100元的“凑人头”方式，将11档私募基金包装成公募基金产品，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优惠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中国银行对此回应，诚恳接受审计监督，高度重视审计指出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坚持立行立改，细化明确措施，扎实推进整改。
此外，中国审计署的报告中还点名中国农业银行，指其2021年12月至2025年8月贷前审查不严，违规向非高标准农田项目发放贷款110.66亿元，部分资金被挪用于购买理财、偿还债务等。
中国审计署这份报告一出，无疑是在本就风雨飘摇的中国金融圈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作为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代表著国家信用门面的中国银行（BOC），居然带头玩起这种地下钱庄、地方高利贷才用的“凑人头”低级骗术，来帮特定利益集团逃税高达 23.67 亿元。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代表国家金融形象的旗舰。连这样的巨头内部的高管和操作人员都宁可冒著政治风险，也去玩这种“凑人头”的骗局，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连金融体系最核心的官员都已经对这个体制的未来彻底绝望了。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的地方债是个无底洞、房地产烂尾有多深、金融系统的底牌有多虚。这群金融官员的求生本能就是“能捞一把是一把，能逃一笔是一笔”。
其实，最近几年，针对金融圈的清洗，官方定调为“倒查二十年”并深挖“金融内鬼”。根据统计，近年来每年落马的金融系统核心官员和高管都高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我们可以从近期几个震撼金融圈的标志性“落马”与判决案例，可以看到中共的腐败对金融系统的侵蚀到达何种程度。
四大银行“一把手”集体塌方
中共金融系统的权力核心——四大国有银行及政策性银行，近期有大量前任或现任的最高层官员落马，涉及的罪名往往与“盲目扩张、造成巨额不良资产、政治上不忠诚”深度绑定。
2024年2月，中国银行前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落马，因涉嫌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涉案金额极其巨大，被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而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这个负责国家重大项目贷款的“超级钱袋子”也成了贪腐的重灾区。
2023年5月，中共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前副行长周清玉落马。2023年7月，国开行前副行长王用生官宣被查。此外，还有更早的前董事长胡怀邦等人接连落马。国开行有多位省级分行行长也遭到“组团式”清洗。
此外，在中国光大集团，前后两任董事长唐双宁与李晓鹏在短期内先后落马。他们俩人掌控数万亿资产的金融大鳄被查，引发了整个光大系统的强烈地震。
2023年9月，工商银行（工行）前纪委书记刘立宪主动投案，随后前副行长张红力等核心高层也相继被查。
负责制定规则、掌握金融审批生杀大权的中央监管机构，同样面临政治清洗。
中国证监会的前副主席姚刚、前主席助理朱从玖等人落马。近期多位负责IPO（股票上市）审核的前官员也被带走调查。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 前副行长范一飞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大搞权钱交易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面临极其严厉的法律制裁。
在过去经济泡沫繁荣时，这些金融官员滥发贷款、给房地产巨头灌水、中饱私囊，制造了无数的“坏帐大雷”。如今中国经济进入寒冬，恒大、碧桂园、各大城投债纷纷暴雷，国库发现里面全是烂帐。
金融高管是红色家族的白手套
在中共的政治与金融生态中，“金融系统高官”与“顶层权贵家族（红色家族）”之间存在著密不可分的依附关系。虽然官方在通报这些官员落马时，绝对不会在起诉书上写出他们是哪个红色家族的“白手套”，但海外的大量调查记者、金融情报机构以及对中共高层政治的深度分析，早已梳理出了极其清晰的利益链条与间接证据。
这些落马的金融高官，很多本质上就是权贵家族在金融界代为“看管、洗白、放大”财富的代理人。这是最直接的间接证据。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或投资公司，凭什么能从国有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或国有大行轻易贷走几百亿、甚至上千亿资金？
国开行前董事长胡怀邦、前副行长周清玉等人落马，背后都涉及了诸如“华信能源”（叶简明）、“明天系”（肖建华）等超级财阀。而这些财阀在海外与香港的调查中，早已被证实是多个政治局常委级别家族的公共白手套。胡怀邦等人不顾风险、违规批出巨额国家贷款给这些企业，本质上就是利用国家权力为背后的权贵家族输送利益。
最著名的案子，当属前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他在 2003 年落马、并于 2005 年被判处死缓。
在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也就是江泽民准备卸任总书记前夕，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结算银行 BIS）的数据曾显示有一笔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神秘无主资金从中国境内流出。当时掌控中银香港、手握海外资金调配大权的刘金宝，随即成为外界怀疑的焦点。在海外流传的爆料与调查中，普遍指称刘金宝在任内涉嫌利用中资银行在加勒比海地区（如开曼群岛）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离岸帐户，化整为零地协助高层家族将巨额资产转移至海外。这笔被广泛传播的“20亿美元”神秘去向，自此成为江泽民家族被指控将国家资产私有化的核心证据之一。
“金融大鳄”与“落马官员”的交集网
2017 年在香港被带回内地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以及安邦集团的吴小晖（邓小平家族前外孙女婿），他们也是公认的顶级白手套。
当这些金融大鳄被清洗、资产被充公时，与他们长期勾连的金融官员必然迎来连锁反应。例如，近期落马的招商银行前行长田惠宇、光大集团前董事长唐双宁等人，在任期间都与这些红色背景深厚的资本派系有著极其复杂的“交叉持股”和“利益输送”关系。这类官员的落马，往往是高层在清理特定权贵家族经济命脉时的成为牺牲品。
在中共政治中，金融系统的官员往往是由特定的政治派系选拔和提拔的。
中国的金融现代化和资本市场开放，主要是在江泽民和曾庆红掌权、以及朱镕基主持经济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大批近期落马的金融高管（如光大、中行、央行的老将），其仕途的起飞点和权力保护伞，都可以追溯到江曾时期的红色家族。
当高台上的统帅在 2026 年面临财政极度干涸、需要“绝对控制钱袋子”的时候，清洗这些官员，不仅能抄家补库房，更是在政治上削弱江曾等权贵家族对国家金融命脉的遥控能力。
财产向海外转移的“特殊通道”
许多落马金融官员的通报中，都有一句雷同的话：“隐瞒不报境外资产”、“在境外大搞权钱交易”。
一个省部级或厅局级的银行行长，想要把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资金洗到海外（如瑞士、开曼群岛或美国），如果没有顶层权贵家族控制的“离岸信托”或“跨国金融特权通道”，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能顺利把钱洗出去，本身就是因为他们在帮高层家族运作海外资产，顺便给自己分一杯羹。
但是，为了得到这“一杯羹”，他们终将成为祭品，被主子们抛弃。当政治风向转变，或者当这个体制自己把经济玩崩、国库空虚的时候，主子们需要转移矛盾、平息民怨、或是派系斗争落败时，这只“白手套”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扔进绞肉机，用他们的肉体消灭和财产充公，来掩盖背后大老虎们的罪恶，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白手套们最终也都成为了党旗的祭品。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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