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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作死」中共的致命國策
顏純鈎
【人民報消息】中共目前面臨建政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習近平在內外困境之前，顯示出一種空前的徬徨和失能，近期中共的政策都沒有方向感，無法提供解決內外難題的方法，最後只剩下對未來的悲觀預期，以及面對政權崩潰危機的最後一招——維穩。
在中共經濟最困難的時期，造成大饑荒大蕭條的社會悲劇，中共只歸結於老毛的大躍進和歷次政治運動的遺禍，不承認經濟敗壞與制度的根本缺陷有關。當年大饑荒，劉少奇實行農村「三自一包」政策，三兩年時間喘定，因此中共認為經濟政策上的短期讓步，是調整經濟大環境的有效措施。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只當作一種暫時性的工具，用來跳出經濟危局，改善社會關係，激發經濟活力。一旦經濟和民生恢復到接近正常狀態，借用的巿場經濟政策就走到頭了，就必須回到集體所有制和計劃經濟老路上去，以維護黨的領導與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的用意。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論改革去到什麼地步，都不放棄一黨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是老鄧一開始就劃下的政治紅線。從胡趙到江朱到胡溫再到習朝，這一個初衷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程度和速度。
胡溫朝後期，中國經濟已成長到令世界驚奇的地步，2008年北京奧運，是中國經濟大國實力的一次展示。從那時開始，世界為中共的成就側目，中共的自信心大增，中共便意識到有足夠實力走回頭路了，國進民退於是提到議事日程上。
中共一個根本誤判是，中共以為經濟成就足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其實中國的經濟成長都是量的變化，並沒有質的飛升和跨躍。中國經濟體量大，成長數字驚人，賺取天文數字的外匯，國家實力超英趕美，但中國科技上創新有限，而同一時期，美國發明了個人電腦、網絡、手機和人工智能，這四項劃時代的新產品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也造就劃時代的經濟成長。比較起來，美國才是真實力的強大，中國只是浮腫而已。
另一個根本誤判是，中共以為經濟環境的改善得力於中共一黨專政的國家體制，專制政權有利於快速決策，全國一體化推行，計劃經濟集中資源，政府掌管分配的優勢。中共忘記了，如果體制有如此的優勢，為什麼中共掌權半個多世紀，從來就沒有好景，而一旦借助巿場經濟，經濟就煥發驚人活力？
改革開放後承認私人產權，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巿場經濟的競爭規律，為私人企業提供廣大的發展空間，這些都是在集體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環境之下無法想像的。中共是典型的倒果為因，一廂情願地解讀客觀世界。
再一個根本誤判是，中共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世界第二強國的地步，已經不是中國需要美國，而是美國需要中國。中國經濟實力足以自給自足有餘，不需要依靠美國的幫助才有發展空間，反而美國離開中國的製造業，可能會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難。
基於這個誤判，中共開始放膽與美國分庭抗禮，拉攏中小國家，作為中共控制國際組織的基礎，開始作戰略擴張，領導「全球南方」，在歐美英日的後院放火。中共在國際上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破壞了改革開放以來良好的外部環境，使中共與全世界為敵，寰宇之下，只剩中俄朝三個「合作沒有上限」的盟友。
與美國交惡與擴張野心是戰狼外交的兩面，中共利用一帶一路在全世界大撒幣，又借反美來攏絡中小國家，此舉引發美國朝野的極端反感，美國對中共的擴張野心徹底醒悟，並與歐洲日本等西方民主國家，將中共視為意識形態的主要敵人。
西方對中共的敵意，使中共借以生存的西方大巿場面臨各種阻力，西方提防中共的滲透，也妨礙西方高科技與中共的交流，中共利用稀土等原材料要挾西方國家，更令西方國家視中共為不可靠的合作者。這些中共賴以作經濟成長動力的因素，在短短幾年內煙消雲散，嚴重壓縮了中共經濟成長的有利空間。
實際上，這個世界並沒有東升西降這回事，直至今日，美歐日在經濟和科技上仍遠遠居於世界前列，更別說他們百年歷史證明的制度優越。習近平一廂情願地作出東升西降的誤判，證明他缺乏基本的自知之明，也缺乏對國際戰略局勢的明智考量。
錢再多也是沒用的，錢再多也會花完，有出無入難以為繼。客觀上沒有東升西降，也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制度優越，二者之誤判，生成根本戕害中國經濟的基本國策。
東升西降在外，國進民退在內，內外都走的是死路，中共還能走到哪裡去？習近平好大喜功，總想搞點留芳百世的大工程，可惜他認知水平不高，對世道與時局屢屢誤判，在誤判的基礎上作錯誤的決策，決策錯了更大力氣推行，推行不通又偏執不肯糾錯，如此「作死」，沒有人可以救他。
基於維穩為第一要義，今後我們將看到中共國的政治文化進一步收緊，人民自由度不斷扼殺，社會生活不斷惡化的現象，這也是不可能逆轉的。至於暴力維穩是否能讓中共苛延殘喘，那就要看中國人願意忍受到什麼程度了。
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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