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近日，美国一位广受公众爱戴的法官Frank Caprio不幸因胰线癌不治去世，消息被作为国际新闻广泛报道。
我在网上看过好几个视频，现场报道这位老法官的判案过程。他宽宥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因载自己六十多岁患癌的儿子到医院验血，在校区超速而被控。法官问明情况后，对老人的境遇非常同情，便当堂驳回他的控罪。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位单亲妈妈身上，她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付不起罚款，法官也当堂豁免了她的罚款。还有另外几单，有的看过忘记了，但每次都为这位宅心仁厚的法官，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难忍内心温柔的牵动。
案情都很轻微，所涉罚款也很少，法官有裁量权，作出符合人性的裁决。法律不外人情，“夹硬”照章办事，为一些生斗小民制造麻烦和负担，那也未必是法律制定的原意。
他在法庭上的视频，累积播放量过亿，为什么这位老法官的判案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人就有基本人性，基本人性中就有宽容和怜悯的成份。一个法官在法庭上应该服从法律，但如果法律与人性相背离，法官便面临服从法律或服从人性的选择。
法律是在人性的基础上制定的，是非善恶，都以基本人性为衡量标准。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公众相处的社会约定一些基本的规范，人依这些规范而生活，保障社会的稳定与融洽。法律要符合公众的道义标准，背离了公义，法律便只是统治者维持权力的工具。
回头看看近日香港法庭审理黎智英案，三个法官李运腾﹑杜丽冰﹑李素兰（请大家记住他们的姓名），以国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条来责难黎智英。可是，国安法与基本法二十三条，前者不是中国人民制定的，是中共制定，后者不是香港人制定，是香港一小撮建制派立法议员制定。两条恶法都背离公众的意志，都与公义相对抗，旨在维护中共的专制统治，因此，都只是中共维护权力的工具。
三个法官不可能不明白国安法与基本法二十三条是如何制定出来的，这些法律条文根本无法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那么作为普通法培养出来的法官，依据这些违背公义的法律条文来判案，他们可以无愧于心吗？
众所周知，黎智英参与的反送中运动，是香港人自发的政治抗争，黎智英自始至终都只是维护公义，没有掺杂一点私利，即使其间有些言论稍微偏激，有些行动令政府不快，但站在公义的立场，这都是正当的。
反送中运动是正义的，香港数百万人上街示威，在政治高压下坚持了三年，特区政府因此被迫取消了拟议中的“送中条例”，证明这条法例违背香港人的利益。如果法例本身没错，那政府为何不坚持到底？黎智英反对一条恶法，与多数香港人站在一起，他有什么罪？
三个法官取消陪审团之设，目的就是不将是否有罪的判决，交给公众来决定。因为黎智英代表了公义，由公众担任的陪审员，站在公义的立场，很大机会判黎智英无罪，这个结果违背了中共的意旨。为完成中共交付的政治任务，三个法官在审案前取消陪审团之设，以保证判黎智英重罪。
这个非公义的法庭，“夹硬”栽赃黎智英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当辩方律师在法庭上指出，黎的控罪横跨816日，控方只找到161份涉嫌罪证，不足以证明苹果日报高层有串谋协议时，法官杜丽冰竟说，法庭无须裁定全部文章犯法。
即是说，161份资料中，即使有部份甚至大部份，都不足以认定为“证据”，黎智英的罪名还是跑不了的。这是先入为主的审判，是未审先定罪，是志在要致黎智英于死地的审判。
辩方律师指出，黎智英文章部份只是事实报道，有些是时事评论，没有请求制裁或敌对活动，也没有勾结外国势力。法官李运腾却说，即使没有直接请求外国制裁中港，却隐含请求外国制裁中港，或鼓励外国制裁中港。也就是说，分明黎智英没有公开请求制裁，只要“隐含”这种动机，就算犯法了，所谓“隐含”，就是我说你有，你就是有。这是什么逻辑？这不是物证，只是法官的“心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
对比美国法官Frank Caprio和香港这三个奴才法官，便知道有没有法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法庭，什么样的法律和什么样的法官。在中共统治下，法庭不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地方，法庭是践踏公义﹑压迫民众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法官卑鄙的人格，便决定他们服从非公义的法律，作出非人性的判决。
（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