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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外籍人士遭任意拘留风险正在上升
【人民报消息】“(在中国)你可能仅仅因为和某人聊天、复制一张地图，或者无意间拍了一张敏感地点的照片，就被逮捕。”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研究主任黛娜．加德纳(Dinah Gardner)告诉美国之音。
据美国之音报导，2月25日，保护卫士发布报告——《在中国失踪》(Missing in China)，揭示了中共政府如何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不透明的法律体系下秘密拘押外籍人士，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并作为政治工具进行“人质外交”，报告为外国公民及其家属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应对在中国遭遇任意拘留的情况。
在众多案例中，澳大利亚籍华裔记者成蕾(Cheng Lei)的案件尤为典型。她于2020年被中共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拘捕，直至2023年才被释放。她的伴侣、澳大利亚中国商会(AustCham China)前首席执行官尼克．科伊尔(Nick Coyle)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述了他对中共司法体系的看法以及外交交涉的艰难。
看不见的牢笼
科伊尔告诉美国之音：“她的前六个月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度过的，这相当可怕，你应该知道。”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简称“指居”)是一种特殊拘押制度，允许中共当局在不通知家属、不提供律师会见的情况下，将嫌疑人关押在特定地点长达六个月。在此期间，受害者被单独监禁、剥夺睡眠、长时间讯问，甚至遭受身体和心理折磨。
“保护卫士”的报告指出，在中国被拘留的女性往往比男性面临更多困难。她们可能遭遇女性健康问题，难以获得卫生用品和药物，面临性骚扰的风险，以及数月甚至数年无法见到孩子的精神折磨。
曾遭中共政府拘留的前英国记者兼私家侦探韩飞龙(Peter Humphrey)也经历过指居。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共的司法和监狱体系完全不透明，毫无公平可言。因此，在中国谈‘司法正义’是毫无意义的。”
任意拘留成政治工具
报告还指出，中共政府日益将“任意拘留”作为一种外交筹码，尤其针对西方国家的公民。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包括加拿大的“两个迈克尔”案(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英国人韩飞龙案，以及澳大利亚籍作家杨恒均(Yang Hengjun)案。
成蕾的伴侣科伊尔是在2020年8月的一天，发现成蕾突然失联，手机无法接通，社交媒体账号也没有任何更新。
“老实说，我一开始并不确定。我是第一个发现她失踪的人，我去找了大使馆的联系人告诉他们她失踪了。我很快意识到，她被拘留了，因为她的电脑不见了，还有其他迹象。”科伊尔对美国之音说。
在意识到成蕾可能被拘留后，科伊尔的第一反应是确认拘留她的机构。他表示，如果是中共公安机关(PSB)，可能还有一些官方途径可以采取行动，但当他发现是中共国家安全部(MSS)时，他知道事情更加复杂。
他告诉美国之音：“当我得知是(中共)国家安全部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那一刻起，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做什么。”
科伊尔认为，成蕾被拘留的根本原因并非法律问题，而是中澳关系紧张。“如果你看看其他类似的任意拘留案件，你会发现情况是类似的。当中共政府意识到，这件事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已经超过了他们从中获得的任何好处时，他们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加拿大的‘两位迈克尔’就是典型的例子。”科伊尔说。
“保护卫士”研究主任加德纳也表示，中共政府的“人质外交”策略已经被多次验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华为案件——孟晚舟获释仅仅几个小时后，加拿大的‘两位迈克尔’就被释放了。”
拖延审判
报告还指出，在许多案例中，中共政府利用法律程序不断拖延审判，避免正式定罪，而是不断延长拘押时间，直到外交条件成熟，再“有条件”释放被拘押者。例如，成蕾案的审判被推迟了三年，最后以“已服刑”的方式释放她。
科伊尔回忆说，在成蕾被拘留的头几个月，他不断思考最有效的应对策略，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促成她获释的方法。他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
他告诉美国之音：“在成蕾被拘留后，我曾经对身边的朋友说，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很快就会被释放，因为中共政府想要得到某些东西，而她只是暂时的筹码；另一种则是，我们可能要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这将是以年为单位的等待，而不是几个月。”
科伊尔认识到，唯一可能促成成蕾获释的方法，就是让澳大利亚政府将她的案件列为外交优先事项，并对中共政府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
他说：“如果她真的做了什么错事，中共政府早就对她进行审判并宣判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审判，并在最后的判决中用‘已服刑’的方式释放她。这种模式与许多类似案件一致——越是拖延，就越显示出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善用媒体报导，推动家人获释
“保护卫士”报告中建议家属可以利用有关案件的报导，向本国政府施加公众压力，促使其更加积极地为家人发声和倡议。
科伊尔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当中共政府意识到继续扣押某名外国公民的代价大于收益时，他们就会想办法“找个台阶下”。
科伊尔透露，在成蕾被拘留期间，他曾多次向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及其团队，强调如果成蕾在澳大利亚总理访华前仍未获释，那么这一问题将主导整个访问行程，并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科伊尔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并不希望总理访华时，每天都被媒体问及成蕾的案件。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公众普遍认为中方对成蕾的指控站不住脚，公众舆论已认定此案“完全不可接受”。
“当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中澳关系开始解冻，中共政府也想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成蕾的案件成为一个可以用来改善外交关系的棋子。因此，在澳大利亚总理计划访华前不久，中共政府最终选择释放了她。”科伊尔告诉美国之音。
任意拘留风险正在上升
报告警告称，近年来，外国公民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风险正在加剧。
报告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不仅渐对外国人关上大门，还越发“明目张胆地以政治动机拘留外国人”，“向外国政府施压或进行惩罚”。这类抓捕被纳入中国日益强调的国家安全框架下，尤其2014年出台的《反间谍法》经2023年7月修订后，再加上2024年5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国以间谍罪名拘留的外国人人数节节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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