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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的傳奇母親上了周恩來的當
林輝
2025年3月11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被稱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的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2013年曾說過這樣的話：「強勢政府、動用資源、海量投資的中國模式是強弩之末，這是一條死路、絕路。」十幾年過去，吳敬璉的預言業已得到了印證。此時的中國經濟已處於風雨飄搖中，中共政權也同樣搖搖欲墜。
無疑，吳敬璉的聰慧來自於父母的遺傳，而他的母親鄧季惺雖然在現在中國人的眼中默默無聞，標籤更多是「吳敬璉的母親」，但在中華民國時期，鄧季惺卻是頗有名氣的一代報人，曾任上海民營報紙《新民報》經理。
《新民報》正是大名鼎鼎的《新民晚報》的前身，它的存在，恰恰說明民國時期可以允許民營資本辦報，也佐證了民國政府與中共相比，給予了民眾一定自由空間的。而這一點恐怕是民國時期大罵國民黨的鄧季惺等人，在經歷了中共的出爾反爾和鐵拳暴打後，才最終明白的吧。
青年時期受所謂「進步」思想影響
根據李菁所著《往事不寂寞》一書中由鄧季惺的二女兒吳敬瑜口述的篇章《一代報人鄧季惺：被湮沒的傳奇》所言，鄧季惺，原名鄧友蘭，1907年出生於四川一個富商的家庭，祖父鄧徽績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廠——「森昌泰」火柴廠，父親鄧孝然曾創辦過煤礦開採、織布、造紙等實業，也當過成都中國銀行行長。母親吳婉也知書達理，肄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並曾在重慶創辦了一所女子學堂。只是因為婚後一連生育了9個孩子，無法出去工作，而對丈夫心存怨氣。
從佛家的因果看，鄧季惺的家庭富裕、子孫繁盛，應該與鄧家祖上積了大德有關，而鄧家子女受祖先蔭庇，也註定擁有不一般的人生。
鄧季惺小時候，其父並不同意女兒去外面的學校讀書，只念私塾，但在14歲那年，對丈夫心有怨氣的吳婉選擇讓女兒投考位於重慶的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大概是為了避免女兒重蹈自己的人生之路。按照吳敬瑜的說法，鄧季惺的性格受到其母很大的影響，剛強、理性、做事果斷。
在鄧季惺就讀的省立第二女子師範，中共黨員蕭楚女和後來加入中共的張聞天、惲代英，以及深受共產思想影響的唐現之、盧作孚等人都曾在此任教。1923年蕭楚女在學校期間，不僅祕密宣傳共產思想，還同時兼任《新蜀報》主筆，寫社論及時評抨擊四川軍閥。在學校要解聘蕭楚女時，學生們還進行了抗議。
顯然，從鄧季惺後來的選擇看，也受到了所謂「進步」思想的影響。1925年，18歲的鄧季惺與同學吳淑英去上海求學，在那裡，認識了吳淑英的弟弟、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吳竹似。吳竹似原名吳卓士，也是一位受新時代潮流影響的年輕人，有著理想和抱負。據說是因為愛慕鄧季惺，為了和其原名「友蘭」相對而改名「竹似」，兩人當年很快結婚，鄧季惺隨即也因為懷孕中斷了在上海的學業。
《新民報》創刊 身為主筆的丈夫去世
1926年，吳竹似和鄧季惺夫婦一起回到重慶，中英文都不錯的吳竹似受聘做《大中華日報》編輯。同年，他們的大女兒吳敬瑗出生。1928年，吳竹似和《大中華日報》的同事陳銘德等人一起去南京，進入國民政府的中央社。這一年，吳竹似的二女兒吳敬瑜出生。因為不願受官方束縛，二人打算辦一份民間報紙。
在當時，辦報紙辦雜誌並不是很難的事情，只要有人有錢就可以。四川軍閥劉湘給了陳銘德2000元開辦費，後來每月給《新民報》500元津貼。在經過準備和籌劃後，1929年9月9日，《新民報》創刊，吳竹似擔任總編輯和主筆，陳銘德任社長。報頭「新民報」取自孫中山的遺墨，意在「作育新民」，也傳遞著吳竹似等人的理想。當時定下的辦報方針是「居中偏左，遇礁即避」，一方面要表現進步，一方面又要爭取能生存下去。這說明幾名創辦人對共產黨還是抱持好感並同情的。
報紙最初發行僅 2000 多份，其中相當部分是贈閱的，每月廣告收入不足 200 元，日子十分艱難。1930年1月，吳敬鏈出生，而吳竹似因操勞過度，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近似於絕症。他曾到杭州療養，但效果並不明顯。後在親友的建議下，他前往北京中和醫院治療，陪同前往的鄧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陽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法律專業。1931年7月，吳竹似去世。此時他們的三個孩子分別只有5歲、3歲和1歲半。
鄧季惺加入《新民報》
聽聞吳竹似去世，作為好友和同事的陳銘德趕去北平，幫助料理後事。隨著接觸的增多，陳銘德與當時只有24歲的鄧季惺互生情愫，並在1933年於北京結婚。在婚禮上，所有來賓都拿到了一張寫著協議的卡片，上邊是兩人的「約法三章」，即新娘不隨夫姓；兩人婚後實行夫妻分別財產制，雙方共同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此外，鄧季惺的三個孩子不稱陳銘德為父親等。不知這是不是中國現代最早的婚前協議。
1933年夏，鄧季惺進入國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其後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成立了「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又去搞了什么女權運動，學開車、練打靶，創辦「南京第一託兒所」等。後來，鄧季惺從政府辭職，做起了執業律師，經常免費替婦女打官司。
此時的《新民報》因為在「九一八」事變後宣傳抗日，宣傳報道獲得熱血的年輕人的認可，因此報紙發行量增加。此後，一批親共的作家如田漢、陽翰笙等為其撰稿，有的直接參加編務，影響了許多年輕人。到1936年，《新民報》發行量增加到1.6萬份，成為彼時南京報業中的佼佼者。
無疑，辦好保證除了文章外，還需要一個好的管理者。1936年，鄧季惺正式加盟《新民報》，掌管經營和財務。事實上，陳銘德早就邀請鄧季惺加入報社，但鄧擔心會被人看成是丈夫的附庸而選擇拒絕，直到自己獲得了社會認可後，才正式加入。
在加入報社後，鄧季惺建立起了嚴格的財務制度和管理體系，使報社經營達到收支平衡、自給自足。她還在時局動盪下，及時把報紙收入換成美元或黃金，以防貶值。體現其眼光獨到的還有抗戰前，鄧季惺還在南京城北買了一片荒地，蓋了一幢兩層的花園洋房，一半自己居住，一半用於出租。這說明鄧季惺很有經商的天分。
在鄧季惺加入報社一年後，「新民報股份公司」成立，陳銘德由社長改稱總經理，鄧季惺任經理，這是中國第一個近於現代化的報業集團。1937年7月南京淪陷後，陳鄧以及《新民報》內遷到重慶，並很快復刊，當時知名知識分子張恨水、張慧劍、張友鸞和趙超構均受聘於該報，許多左翼或具有中共黨員身分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夏衍、洪深、陽翰笙、聶紺弩等，也成為報紙的長期撰稿人，其中張恨水的小說非常受歡迎，擁有大量讀者，廣為人知的《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緣》就是其代表作。還有趙超構在1944年作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一員訪問延安時，採訪過毛澤東並寫了《延安一月》在《新民報》上發表。
不過，此時的《新民報》左傾還是比較嚴重，其若干編輯記者都是中共地下黨員。陳銘德、鄧季惺還與身在重慶的周恩來等中共人士加強了聯繫，不時邀請周到家做客，請其分析當前形勢。不可避免的是，他們受到了周和中共更多的影響，這也影響了他們日後的判斷。
也是在重慶時期，《新民報》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不僅在重慶出版了日刊和晚刊，還於1943年在成都出版晚刊，在1945年又出版日刊。具有經商天分的鄧季惺也沒忘記在重慶投資蓋房。
選擇中共上了大當
抗戰勝利後，陳銘德、鄧季惺又回到南京，復刊《新民報》日晚刊，並在北平創辦《新民報》日刊，在上海創辦《新民報》晚刊。到1946年5月，《新民報》已經成為擁有5家分社、出版日、晚刊8版的報業集團，報紙覆蓋面幾乎達至半個中國，達到了事業的巔峰。這也意味著在國共內戰期間，親共的《新民報》具有傾向性的報導，會左右輿論，不利於國民政府。這也再次說明民國時期的社會，還是有一定的新聞自由的。
因為親共以及多次發表不利於國民政府的報導，在1946 年到 1948年停刊前，《新民報》的編輯記者多次被國民政府拘捕，報紙被處罰停刊。國民政府直接將其稱為「匪報」，說明國民政府對其立場也是非常清楚的。
1948年7月8日，蔣介石親自下發《新民報》永久停刊的手令，並直接下達給內政部，理由是「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等。《新民報》隨後停刊。陳鄧夫婦相繼出走香港。在國民政府準備撤離大陸前，曾派人遊說《新民報》遷往台灣，但被拒絕。
按照吳敬瑜的說法，鄧季惺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加入了中共，只有在國民政府新聞局任副局長的三舅鄧友德去了台灣。周恩來在中共篡政後，還告訴鄧季惺「要動員友德回來」，但直到1993年，吳敬璉前往台灣時，才與其見了一面。
或許在陳銘德、鄧季惺看來，為他們畫出美好圖景的中共是值得信任的，他們的民營報紙也可以繼續辦下去。
1949年4月中旬，鄧季惺從香港回到北京，她特地跑去問負責統戰工作的中共負責人夏衍，「解放以後還能不能私人辦報？」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不久後，《新民報》的一些中共地下黨員登報聲明「脫離資方」，鄧季惺有些難以理解，便去見了周恩來。在交談中，鄧季惺問道：「私人還能否繼續辦報？」周恩來回答說「可以」。
然而，鄧季惺還是受騙上當了。1950年，《新民報》成都、南京兩社結束，1952年重慶社結束，同年北京社被北京市人民委員會收購，原來的員工被安排進後來成立的《北京日報》。同年底，上海社也進行了公私合營。曾隸屬於陳銘德、鄧季惺的《新民報》報社就此飛灰湮滅，不僅如此，他們在中共掀起的「五反」中也受到了不小的衝擊，他們的好朋友、一代船王盧作孚在「五反」運動高潮時自殺。
1957年，在毛「引蛇出洞」下，政治上很天真的鄧季惺和陳銘德因為在北京市非黨領導幹部整風座談會上給中共提出了很多意見，被雙雙被打成了「右派」。鄧季惺的意見主要是關於公私合營、新聞自由和民主和法治的，而陳銘德則提出報紙的趣味性和思想性並不矛盾等。這當然不是意圖消滅異己聲音的中共所樂見的。他們隨即被送到社會主義學院進行思想改造。雖然中共後來在統戰系統裡安排了一定的「位置」給他們，但其實並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或許，直到此刻，他們的內心才清清楚楚的意識到，中共並不是他們曾經以為的那樣，與國民政府尚保有一定的新聞自由相比，中共獨裁統治下是一點自由都不給的。不知他們被打成「右派」後是否曾經有過瞬間的後悔？是否為沒有揭露中共的暴行而後悔？
結語
不過，路是自己選擇的。文革結束後，鄧季惺和陳銘德又再度被中共利用，分別在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和民建任職，為中共站台。這說明他們還抱有中共可以改弦更張的幻想。
1989年，陳銘德去世，終年92歲。1995年，鄧季惺去世，終年88歲。如果他們活到現在，看到台灣的民主欣欣向榮，看到中共如此禍害百姓，民不聊生，甚至犯下活摘器官的滔天大罪，他們會不會為當年的助共所為和選擇，而發自內心的後悔呢？而有多少人，像他們一樣，在被中共爆錘後，才發現自己的人生走上的是一條歧路呢？ △
文章轉自大紀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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