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传死讯的中共高官是自裁而不是病亡，如何判定？ （续）

 

2018年10月21号，中共国务院港澳办网站发布消息说，中共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在20号晚上从他在澳门的住所坠楼身亡。（新唐人视频截图）

【人民报消息】在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自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在任内病逝和“离世”的当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有十八届中央委员（由候补委员递补），时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志荣；十九届中央委员，时任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十九届中央委员，时任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玉普；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官庆（华春莹之夫？）；十九届中纪委委员，时任天津市市长廖国勋；二十届中央委员，时任海关总署署长俞建华。 通过比较中共官方对陈志荣、王玉普、任学锋、官庆、廖国勋以及俞建华死讯的通报方式，证明了凡是在任内被突传死讯的中共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只要确系“因病“，首先是新华社会正式发布消息，人民日报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随后也会为其刊登讣告。其次是都会在讣告中规范使用”逝世“二字对逝者表示敬意。反之，凡是在任内自寻短见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首先是央媒对其死讯不予报导，其次是只由逝者所在单位为其发布的“讣告”中，虽然都是使用“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来掩饰真正死因，但一律不得使用“逝世”二字表示对死者的敬意，只能使用“离世”二字以体现淡化处理之意。当然，在任内自杀的副省部级官员，其所在单位完全装聋作哑的例子也有。 根据笔者的追踪查核，在任内突然死亡的中共正部级高官被其生前所在单位迅速发消息如实介绍是因抑郁轻生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篇文章中还没有来得及介绍的前中共驻澳门联络办主任郑晓松。 2018年10月21日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说：“本网讯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同志因患抑郁症于2018年10月20日晚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同志21日专程前往澳门慰问郑晓松同志亲属。” 这和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篇文章介绍的任学锋、廖国勋及俞建华生前所在单位通报他们死讯的形式显然有所不同。一是郑晓松的死讯不是由他所在单位驻澳联络办的官网，而是由该“办”的上级单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官网发布；二是没有对郑晓松的死讯采用发布“讣告”的形式，而是发布了一条以《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身亡》为标题的新闻稿。三是不回避真正死因。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在公开郑晓松死讯、死因的这份新闻稿中特别强调了“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同志21日专程前往澳门慰问郑晓松同志亲属”（请注意是“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而且还在郑晓松自绝于人世的两个多月后，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借宣布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自然终止”，对他的去世表示了一次哀悼。 另外，相比前面介绍的任学峰、廖国勋和俞建华，也是自杀身亡的郑晓松的骨灰是有资格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 郑晓松坠楼身亡的半个月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张晓明出席郑晓松同志送别仪式》。消息说：“2018年11月3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的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安放前举行了送别仪式。我办张晓明主任参加仪式，向家属转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慰问，并敬献花圈。黄柳权副主任和我办部分人员出席送别仪式。” 也就在国务院港澳办发布郑晓松死讯的当天，墙内财新网在转发港澳办消息的同时还配发了《病耻感，官员抑郁症自杀的助推凶手——从澳门中联办主任身亡说起》一文。文章的导语是：“假如官员得了抑郁症被外界知晓，他的仕途就可能受到影响。而一位官员仕途受到影响，对他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文章作者写道：近年来，抑郁症患者自杀事件经常见诸报端，但今天这则新闻，自杀者是高官，且由中央政府部门公开宣布，格外令人触目惊心。据报导，郑晓松离世前一天，即10月19日上午，他还在其办公楼会见了某智库负责人一行。从照片上看，他的神态正常，并无异样。（但）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经历的挣扎。 文章作者接著写道：于是，我想起了我经历的一件往事。去年夏天的某日，一位地方高官托朋友辗转联系上我，向我咨询抑郁症治疗问题。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见了面。通过交谈，我判断这位官员已经患上抑郁症，而且到了中度。我建议他立即到正规精神专科医院求医。他和他的妻子都面露难色……。我只记得，和这位官员的妻子告别时，我问她：“以你们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找我咨询？” 这位妻子叹了口气，告诉我：如果丈夫得了其他病，秘书自然会做出安排，甚至请当地最好的医生来家里诊断、治疗也不是难事。而得了抑郁症，即使有医疗资源也不敢用，就怕走漏风声，被人知道得了抑郁症。 我问她：“就算被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她又叹了口气，说：“如果得了抑郁症，这形象就没了。” 她没有再说下去。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假如官员得了抑郁症被外界知晓，他的仕途就可能受到影响。而一位官员仕途受到影响，对他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我心里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中国优质医疗资源高度稀缺，普通人和达官贵人能够享用的医疗资源是有区别的；可是，在精神疾病治疗上，一位地方高官和其治下的芸芸众生，却以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实现了平等……。 笔者怀疑如上文章作者所说的这位生怕自己的抑郁病情被走漏风声而影响仕途的高官及他的爱人，根本就是郑晓松夫妇。 如上种种，足可以否定当时外界对港澳办公布的郑晓松死因的质疑，同时也说明中共当局对郑晓松的生前还是给予肯定的；“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死是抱有惋惜之情的。当然也能从侧面证明他在自杀之前并未经历过“组织上”的审查和调查。 但是，就算他郑晓松的自绝于人世确系不堪病痛折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也是不应该用自杀来结束痛苦的。所以，虽然郑晓松的身后事被港澳办组织安排得还算体面，但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人民网，显然都是奉了上面的指示，都只是以从标题到内容全部照抄港澳办官网消息的形式，而不是以正式的内含生平简介的讣告形式。同时也都没有刊登死者遗像。对比一下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给陈志荣和王玉普的报丧方式，郑晓松的死讯还是被降档处理了。 郑晓松是用跳楼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于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上篇文章和本文介绍的另外三个自杀者采取的方式，“网传”任学锋是（在北京）跳楼、廖国勋是（在自己办公室）跳楼，俞建华是在（自己办公室）“吞枪”。对此，笔者既没有可靠消息来源证实，亦没有理由证伪，但还是想对俞建华的“吞枪”多说几句。 依据常识，各国海关都是执法单位。既然是执法，那么是否应该和执法的警察一样被允许佩戴武器呢？具体到中国海关，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海关总署和公安部曾联合下发了《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说是“海关工作人员使用的武器和警械包括：轻型枪支、电警棍、手铐及其他经批准列装的武器和警械”。 但是，该“规定”中又特别强调“配发给海关的武器和警械一律公用，不配发个人专用的武器和警械”。而且，海关人员只能是在执行缉私任务遇到抵抗时方可使用警械，对何种情况才可以开枪射击更是限制十分严格，并说明“滥用武器或者警械的，应当根据情节，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如此说来，俞建华自杀前虽然身为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若想从下属缉私单位弄把手枪放在自己办公室，并非难事。但并不合规甚至违法。 有心人应该还记得，2022年4月开除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和司法部长的傅政华党籍的中纪委通报中，为他罗列的那一大串罪名中就有“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一项。 依此类推，如果说俞建华在自杀之前曾被中纪委约谈的说法是真，那么就有“畏罪”自杀之嫌了。在此前提下又是使用违规甚至违法取得的枪枝“自轰”，那死后岂不是又要被罪加一等？ 我们都知道，当年的张阳是自杀之后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并剥夺上将军衔的。根据中共党规：凡是自杀的党员干部，党的组织部门都要会同纪检部门对其自杀的原因进行调查。现实生活中，个别党员自杀的原因比较复杂。党组织对自杀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根据问题的性质，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处理。凡属敌我矛盾性质问题，或严重触犯刑律的，因害怕或对抗组织的审查而畏罪自杀的，应开除党籍。凡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受到打击迫害、个人和家庭不幸遭遇、病痛的折磨等原因而自杀的，则不应开除党籍。作组织结论时，对受迫害被迫自杀的，可写明被迫害致死。对因其他原因自杀的，应按非正常死亡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还规定：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有严重违纪行为，除了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必须公开宣布开除其党籍，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含留党察看）处分的，作出书面结论，不再给予党纪处分。因为人已经死亡，无法执行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严重警告、警告处分。 相关条例中也规定了党员自杀后被调查出违纪所得的涉案款物、经济利益，应该予以收缴或者退赔。暂扣款物需按程序拍卖或其他方式处理后上缴国库。若涉及巨额贪腐，因为已经死亡，无需在宣布开除党籍的同时再宣布移交司法。但是，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生前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据此判断，郑晓松死后肯定是“一了百了”了。而自杀时分别为中共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的任学锋和廖国勋直到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证明此二人死后即使是被调查出了问题，也应该是没有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至于俞建华是否是“因害怕或对抗组织的审查而畏罪自杀”，那就要看日后的某次中央全会上是否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了。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引述了矢板明夫先生的分析：从俞死亡的方式，可以推测出他想保住自己的后台，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没有效果，新一轮的权力斗争，正开始白热化。 从逻辑上推理，因为死无对证而保住了自己“后台”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他俞建华如此“舍己为人”的目的是什么？情理上有点说不通。所以，笔者更倾向于相信俞建华的被“约谈”和他自己的部下，去年9月24日被中纪委宣布正在接受审查调查的孙玉宁的揭发交待有关。此人是在被中纪委带走的6天之后被国务院宣布免去海关总署副署长职务的。后续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夜话中南海专栏下篇文章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