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寺廟求神拜佛，成為失業年輕人的精神寄託之地。（視頻截圖） |
【人民報消息】“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大部分人到35歲左右就已經像一塊‘人肉電池’一樣被榨幹了。”
家在上海的李女士30歲開始在中國幾家互聯網公司“打轉”，近一年時間已經歷兩次裁員。35歲的她如今正積極尋找新工作，但也害怕間隔時間越長，越消耗自己的自信。
“我從不主動跟其他失業的朋友聊（失業相關的話題），我發現每個人都像易碎玻璃一樣，非常脆弱。”去年夏天，32歲的方成文（化名）離開工作3年的一家杭州的知名互聯網公司後，至今仍在找工作。
處於失業狀態的她們並非個例。方成文說身邊來自外企和互聯網行業的朋友就有七、八位沒有工作。“前兩年是只有女性，這兩年男性也開始不上班。”
方成文是上海人，本科畢業於美國波士頓的一所高等學府，在美國有八年工作經驗， 2017年回中國工作。李女士則有11年從業經歷，5年互聯網行業經驗，還帶過3人的小團隊，放在互聯網行業如火如荼的2015年，她曾是被追捧的人才。
但近兩年裡，她們的求職經歷並不順。在經濟下行時期，互聯網企業裁員接踵而至，有用工需求的公司的招聘要求則變本加厲。在她們面前，橫亙一條無法躲避的35歲年齡線，外加女性特有的婚育問題。
她們的經歷，也是第一批中國互聯網打工人經歷行業高速增長後，撞上經濟下行周期和行業迭代的縮影。沒有人能對未來的職業發展路徑給出確定的答案，大家似乎都在等待新工作機會的到來。
體面面對裁員，但被實習生冒犯大哭
在互聯網行業的就業市場裡，35歲已成為一道明顯的分界線。
今年2月，李女士對市場變化有所警覺，她跟男友溝通過，要減少不必要開支和做好失業的準備。去年她曾經歷過一次裁員。
5月的一天，老闆突然找李女士談話。“他（老闆）跟我說公司要放棄我的時候，那一瞬間我坐在咖啡館裡，旁邊人來人往，我想着我一定要體面一點，畢竟我已經35歲了，又不是第一次經歷，”李女士回憶道：“我知道老闆認可我，我很棒，公司只是迫於形勢的選擇，但那個瞬間我的眼眶還是紅了，聲音也哽咽，我努力平靜了好幾秒。”
她說自己用一晚上接受被裁員的事實，第二天和HR面談時很平靜，情緒“特別地收着”，HR還評價“聊了這麼多人，我是相對來說表現得最職場和最專業的那個人”。幾天時間交接完工作後她正式離職。
一切看起來像是體面的告別，直到被實習生的一席話冒犯，她的價值觀受到挑戰，隱藏在內心的情緒才被釋放。
比她小10歲的實習生與她道別時評價她：認真工作，熬夜完成項目，最後依舊被裁員，好像努力無用。
“那天我在朋友的婚禮現場，本來很開心。聽到那些話時，我爆哭，我非常憤怒，感覺被深深冒犯，”李女士說她發了很多語音信息回擊這名實習生。
她說那是自己職業生涯最失態的一次：“老闆傷害不了我，HR傷害不了我，但曾經一起奮鬥過的實習生發出這樣的評論時，我覺得是對我最大的一個刺激。”
李女士經歷兩次裁員是在2023年和2024年。2023年，中國GDP增長5.2%，為除疫情三年外的30年來最慢增速。2024年中國上半年GDP同比增長5%，下滑態勢持續。
經濟增長放緩帶來就業壓力的增大。中國招聘平台獵聘的一份報告顯示， 2024年就業壓力相對較大，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預期目標設置為5.5%左右，高於2023年的5.2%。
35歲“人礦”的青春保質期
在中國的公務員和國企體制外，“35歲魔咒”最初被用來描述中國大型科技公司裁撤“年長”員工的現象。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當下，這一情況已變得愈發普遍。
招聘諮詢公司Radiate Partners的創始合伙人張書恆對BBC解釋，求職市場具有兩極分化的“二八效應”，80%普通大眾找工作面臨企業諸多招工條件限制。
其餘20%則屬於企業急需的人才，不會受到年齡等條件限制。“如果你很牛，就算明天要臨盆了，企業也會發offer。”
“35歲魔咒”在張書恆看來是比較較溫和委婉的說法，他說：“我們稱為‘可替代打工人’：即‘人礦’。人礦的屬性就是，其工作可被替代。”
張書恆舉例稱，在中國互聯網行業，程序員是最易被替代的群體。年輕程序員通常能夠承受更高的工作強度和更長的工作時長，且薪資較低；35歲以上的程序員往往還要求更高的薪酬。
今年七月，李女士曾以兼職身份為中國的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項目，工作強度“令人難以置信”，經常工作到凌晨五點，第二天也只有四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
離開互聯網行業後，方成文回顧自己的從業經歷時說：“當年我進大廠時的年紀，差不多一進去就該過保質期，但彼時大環境還可以，所以企業就沒那麼挑剔。現在大廠明確要年輕的、能熬的、聽話的。”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對BBC表示，“35歲左右的人競爭力低一些。因為科技行業主要看中程序員的解碼和編程等能力，不需要他們做管理。”
莊太量補充道：“一般的行業，員工到35歲左右就開始做管理層。但科技行業的人就像運動員，年輕時候有體力就有競爭力。越多人進入該行業，就有越多的人在35歲左右失業。”
全球互聯網行業最近兩年裁員並非新聞。監測裁員數據的網站數據顯示，2024年截至8月中美國398家科技公司共裁員約13萬人。過去兩年中國三大互聯網巨頭百度、阿里和騰訊的裁員消息也此起彼伏。
過去一年，方成文每天刷新求職網站追蹤就業市場動態，發現今年的職位更少，招聘流程更長，有些企業重複發布一些職位，雇主在尋找成本更低的候選者，比如剛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工作經驗在5年以內的求職者。
張書恆說，獵頭行業從業者也在減少。他所在公司掌握的行業數據顯示，2024年外資獵頭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從業人數比2022年減少55%；獵頭行業的整體收入減少30-40%。以前行規是企業客戶先預付獵頭公司費用，現在企業客戶要求分期付款。
在僧多粥少的求職市場，方成文說會確保自己每月有兩場面試機會，讓自己處於面試狀態以應對市場變化。但有面試機會並不意味着能找到心怡的工作。她發現其中大約90%的工作機會都比之前薪資更低，其中“最離譜的一家甚至提出將薪水減半”，讓她實在難以接受。
當“35歲”遇上婚育拷問
就業市場用工需求下降，招聘成為雇主市場，企業對求職者要求越發苛刻。
李女士剛離職的科技公司曾對她進行“婚育”試探。李女士回憶說，有兩個節點讓其印象深刻。公司在給她發offer前，HR在電話中問她是否結婚和有小孩，她只能說“未婚未育，目前還沒有這個打算”。
還未過試用期，上級主管突然在辦公室鼓勵同事積極成立家庭，直接問李女士是否打算結婚要小孩。
“我不知道是公司真心的鼓勵員工結婚生孩子，還是在試探我。這個問題讓我感到非常地手足無措。”
方成文回顧自己的從業經歷時說：“現在大廠明確要年輕的、能熬的、聽話的。”
李女士說，反覆的試探，代表公司“始終把你當做女性在看待……提醒我們不是像老黃牛一樣可以干到死的男性”。
李女士感覺“已婚未育處於中國職場鄙視鏈的最底端”，再加之35歲魔咒，讓她不敢和男友談結婚。
在面試新工作時，李女士仍在遭遇年齡和婚育方面的拷問。
李女士未在簡歷上寫年齡，只寫從業11年。“對方一坐下來，就皺眉頭。第一個問題就問我多少歲，第二個問題問是否結婚，第三個問題問為什麼沒結婚。”
方成文也有類似的遭遇，在有回音的求職經歷中“沒有碰到過不問年齡、婚育情況的”。
但她說，“一般企業不會讓自己內部的HR去問候選者，都是請第三方獵頭問。因為大家彼此都清楚這不符合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的標準，一般來說雇主也不會用婚育的理由來直接拒絕候選者。”
張書恆則說：“（中國）國內的用人公司很惡劣，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希望人招進來能直接用。承擔不起女性員工結婚和生育的成本風險。候選人簡歷一發過去，就想問是否結婚，是否生育。”
被裁員之後的生活
去年李女士被一家互聯網公司裁員，屬她和公司的雙向離開。她說“不想做一名數據女工”，另外公司也剛好有裁員名額。
李女士說，今年這次裁員中，“我是唯一一個要求公司寫明我是被動離職即被裁員的員工。HR說下一家公司會知道我被裁員，但我不在乎”。
但灑脫過後，李女士也承擔着失眠和焦慮。她常到天蒙蒙亮才有睡意，要看很多燒腦的書才能有睡意。
離職後她開啟過說走就走的旅行，還學射箭想鍛煉自己的專注力。
“但我沒辦法真正放鬆下來，”李女士說，“我無法控制住自我評價過低的焦慮。”
刷簡歷、面試、消費降級、父母壓力和有規律健身則是方成文目前生活的關鍵詞。
離職後，她從杭州搬回上海與父母同住，她說“感謝父母收留了我”。
但與此同時，“父母認為我就是個失敗者”，他們催方成文相親，去找新工作。
有時父母會用氣聲聊別人家的成功小孩。“他們以為我沒聽到，其實我都聽到了。”
不用交房租，沒有房貸，在家吃飯，生活除了健身外，基本沒有開支。
方成文說自己“消費降級了”，一年的消費總額只相當於過去兩個月人工。而規律的飲食和健身讓方成文爆瘦約35斤。
改變和出路
面對35歲再就業面臨的諸多尷尬，獵頭和學者認為，職場人士應早做職業規劃。
張書恆稱，2015-2019年，中國金融和互聯網行業的從業人員賺了很多錢，彼時就應該有規劃。張書恆與合伙人原本都是金融從業人員，但從2022年中國開始對金融行業發出限薪令後，兩人便開始轉型。
“深造、出海、做斜槓青年，找一些非典型的路，”張書恆建議，“不要隨大流，在中國永遠隨大流就是死亡。”他指的是目前中國的考公（務員）熱。
對於互聯網行業的35歲群體，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莊太量建議他們早規劃，早創業，條件允許的話“大公司打工時自己創業開小公司，累積客戶。即使被大公司辭退，自己還有公司”。
方成文如今想找一份長期穩定的工作。過去十年，她曾經的職場規劃是約兩年換一家公司，隨之而來的是升職加薪。
李女士給自己設下六個月的間隔期限，希望在今年年底再就業，但她持悲觀態度：“我覺得現在根本就沒有長期和穩定這件事存在了。”△
(BBC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