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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樂際為什麼會為對唐一軍的前老闆劉楓有求必應
高新
2024年4月9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唐一軍被抓後，在網上讀到一篇標題為《唐會咬出他的恩公嗎？》的短文，說的是「唐一軍被指後期升遷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協主席劉楓，劉楓找了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趙樂際，因為劉楓曾長期在青海工作，是趙樂際的老領導」。
話說的確實沒錯。不過外界從未報導過的事實真相是，調浙江前曾長期在青海工作的劉楓與趙樂際曾經的密切關係，首先還不是上下級，而是劉楓與他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之間的「革命情誼」甚至是「患難與共」。這才是日後趙樂際對自己從四歲就開始尊為「劉叔叔」的劉楓「有求必應」的最根本原因。
劉楓是河北隆堯人，生於1937年2月，1957年以「調干生」身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從此與河北老鄉艾寶元同窗四年。這裡說明一點，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調干生，還有開展一些在職幹部的培訓，基本不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調。
這里特別提及這個艾寶元，是因為劉楓當年所在的人大新聞系57級一百好幾十號人裡，日後真正在中國內地的新聞界能夠被稱得上「人物」的，只有這個艾寶元。此人1961年畢業後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隨改名艾豐。
1978年，這個艾豐以40歲高齡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文革」後全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揭露黑龍江王守信貪污集團長篇報導《觸目驚心，發人深省》，從此名聲大噪。
此公已於2019年去世，生前有許多學術職務，新聞界的最高職務是《經濟日報》總編輯。官至副省部級。
而整個人大新聞系57級的一百好幾十號人裡，日後混至正省部級者，好像只有劉楓一個。
和艾豐同鄉、同窗卻不同命。1961年8月艾豐被留在北京，而劉楓卻被安排「支援三線」，在北京車站對著送行的艾豐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便頭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車，到青海省電臺報導去了。
筆者當年在西北地區有一位恩師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艱苦地區」的原因是當年進入大學後雖然只趕上了反右鬥爭的尾巴，但卻不幸又迎來了「反右傾運動」，被「錯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劉楓本人是大學畢業的當月才被發展入黨，所以應該不屬於被「發配」性質，而是屬於為了爭取入黨主動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達青海省會西寧之後，劉楓很快就結識了時任省委宣傳部理論處的處長，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當時的趙樂際才4歲。雖然口吃學話晚，但這個時候已經能夠開口學叫「劉叔叔」了。
那個年代的青海省內，無論是省直機關的黨政幹部還是省內的新聞出版單位的編輯記者，基本組成人員都是「支邊」的工農幹部和少數當地提拔起來的幹部，絕大多數的實際學歷只相當於當今聖上的初中輟學甚至更低，能夠被劉楓這位當時整個青海省境內唯一一個大學新聞系畢業生所佩服的，只有一個「留蘇」背景的趙喜民。
趙喜民是陝西西安人，年長劉楓4歲，當年也是「調干生」。1954年在「習仲勛親自領導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委員會任職期間，有幸與當時在團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錢其琛等人一同被時任團中央主要領導人胡耀邦選拔推薦到前蘇聯的中央團校受訓。兩人是同班同學。據中共黨史史料記載：「應蘇聯團中央的邀請，經黨中央批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從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學生共152人。他們在蘇聯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哲學、聯共（布）黨史等政治理論知識。」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當年在延安時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劉端棻「文革」初期曾經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習仲勛一起接受批判遊街……。他的兒子劉斌在其追憶文章《往事悠悠憶習老》中有如下一段描述：「父親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書的寫作……。這本書叫《回首延安——邊區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這本書中，記載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間，在延安辦教育的往事。也記錄了他與習仲勛同志的友誼和習老的革命事跡……。《回首延安》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的社長兼總編輯趙喜民同志親自關心和安排了此書的出版。趙喜民社長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國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也是習老的老下級。」
由此說來，日後的趙樂際之所以能夠受到習近平的格外青睞，也是首先得益於「父輩之間的革命情誼」。
當年入學蘇聯中央團校後，錢其琛未等完成學業便被選拔留在中共駐蘇大使館工作，趙喜民則是學成歸國後自己主動要求回到自己原來所在的組織系統「西北局」，並志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於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團省委任職，日後又調進省委任省委宣傳部的理論處處長。繼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長子趙樂際在內的四個兒子都是在青海西寧出生的後來。
劉楓在青海省電臺的編輯和記者職務一直持續到「文革」初中期。期間，無論是「文革」前參加「四清」工作組還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都是和已經被工農幹部出身的省直機關造反派們「拉下馬」的趙喜民為伴。
當時他們去的這個「五七干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時，位於「黃河源頭第一鎮」康揚，早期稱康揚勞改農場，曾大批關押從內地送去的各類「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壞右」之類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見出那裡的氣候和生活條件之艱苦。
「五七干校」勞改期間，身體情況一直不太好的趙喜民時常都會得到「比親弟弟還親」的劉楓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兩人之間確實稱得上是「患難之交」。
結束「五七干校「下放勞動生活後，劉楓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辦公廳當秘書，主要任務是負責省委內部刊物《青海通訊》的編輯出版。趙喜民則是趕上了」整團建團「，被安排到恢復組建的團省委擔任副書記。不久即因擔任團幹部已經年齡偏大，被安排為《青海日報》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1977年初，軍隊「支左幹部「出身的時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賢權被中央下令調出青海，此前曾擔任過長達5年時間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啟龍接掌了青海。
當年毛澤東見到他從來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譚啟龍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許是受他少年時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響，比較尊重黨內的知識份子幹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劉楓迎來了「政治上春天」。
譚啟龍到任沒有幾天，召集省委辦公廳全班人馬開了個會之後，即宣布劉楓擔任他本人的政治秘書。
譚啟龍主掌青海的具體時間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間他只讓劉楓在自己身邊呆了一年多，即於1978年4月提拔他為至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省委調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譚啟龍又推薦劉楓到中央黨校受訓，7個月後劉楓回到西寧即被譚啟龍提升青海省委書記助理。
這段時間的劉楓被譚啟龍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譚啟龍欣賞他的個人原因，也是因為大力提拔重用（黨內）知識份子的大環境驅使。
也就是在劉楓開始擔任了青海省委要職期間，決定了趙樂際日後的命運。
1980年，趙樂際的父親被接替譚啟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長。當時的趙喜民才47歲，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讓他積累一兩年地方領導資歷即可提拔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職負責人，但趙喜民主要因為身體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陝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趕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當年赴蘇留學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見的趙喜民藉機向胡耀邦表達了自己的「退意」。於是，胡耀邦一個電話打給了時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當年也是習仲勛老部下，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確定為「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成員的馬文瑞，於是，趙喜民於1981年2月被如願調回他的陝西老家，平級出任了商洛專區的行署副專員。
當時的趙喜民回到陝西不久，夫人即攜趙樂際的三個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個趙樂際被趙喜民「託孤」給了劉楓。
趙樂際的母親帶著他的三個弟弟當年是直接回到了陝西省城西安，進入省委機關報工作。而趙喜民在商洛任職的時間不到兩年即回調回西安，先擔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長，隨即奉命主持組建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
如此說來，當年的趙樂際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時代入仕的學歷基礎，都是靠父輩們的安排才得到的。
這裡我們不妨比較一下趙樂際和習近平的早期政壇經歷。
1957年出生的趙樂際比習近平年輕4歲，正式步入中共政壇之前，兩人一個是北大的工農兵學員，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結業時間一個是1979年，一個是1980年。不過當年的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是四年制，北大則是三年制，所以習近平的入校時間比趙樂際早兩年。
成為工農兵學員之前，習近平是在農村入黨，趙樂際也是。
1974年高中畢業（當時的學制是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後的趙樂際因為是家中長子，難逃上山下鄉命運，於是成了青海省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的插隊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當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職青海省商業廳當了通訊員。
當年有過知青經歷的人都知道，下鄉知青被招工或者招干的首要一個前提就是插隊時間至少兩年。而當時的趙樂際為什麼就能夠「搞特殊化」呢？因為他的爸爸當時已經是青海日報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更重要的是他的劉楓叔叔已經是雖然級別不高但說話特別好使的省委辦公廳秘書。
1977年，已經是省委第一書記政治秘書的劉楓又不失時機地要求省有關部門把北京下來的工農兵學員的名額分配給省商業廳一個。於是，趙樂際便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
我們在多年前的相關文章中即已經介紹過當年從陝西梁家河大學「轉學」進了清華的習近平離開清華校門時沒有按照黨的工農兵學員「從哪裡來到哪去」的畢業分配原則，而是以「參軍入伍」的形式直接在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央軍委會議主持人耿飆手下當了政治秘書，官拜副營級（正營級？）。
而當時的趙樂際不過一介在青海省會西寧當地才數得上號的官二代，北京大學是沒有可能讓他享受習近平一樣的「特殊化」的。於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普通班」的三年學習期滿，按照「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分配原則，趙樂際於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繼續供職省商業廳，職務是政治幹事。不久即因為其北大學歷而被安排進商業廳下屬的商業學校當教師，並兼任了校團委書記。而就在這期間，趙喜民在被同意調回陝西老家之後，就趙樂際自願留在西寧一事鄭重徵求了當時已經官拜省委書記助理的劉楓的意見。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寧就是圖了個「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劉叔叔的了…….
再到後來發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趕在劉楓本人離開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趙樂際29歲那年，就已經被提拔到了副廳局級，為日後成為最年輕的副省級、正省級幹部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到此為止聽眾和讀者們已經能足夠明白日後的趙樂際高就中央領導人之後，為什麼對劉楓會有求必應了。
前面說了劉楓當年的「伯樂」譚啟龍在赴青海之前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書記和省委第一書記。更何況這個譚啟龍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後擔任了浙江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職務，同時還是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間對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話語權的。而這就是劉楓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務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的情況下，還是產生了離開艱苦地區的念頭之後，很快就能夠平調至浙江省的關鍵原因。
1989年10月劉楓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後，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主任幹事的唐一軍從1991年開始在他身邊擔任專職秘書，直到1997年調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書長。
而劉楓本人則是從1993年1月開始兼任省政協主席。5年後專任省政協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結束任期。而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已經換成了習近平。如此說來，這個劉楓應該是習近平也要給點面子的「老同志」之一。△（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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