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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遠洋捕撈」— 中國的暴力氾濫和經濟通縮
黃榆
【人民報消息】2024的年底，中國的社會氣氛沉悶、蕭索到了極點，而且從今年秋天開始已經持續了幾個月。不過，這種蕭索不僅是城市表面的蕭條，在大城市的中心見不到聖誕樹，在中小城市商鋪關閉，在南方的工業園區更是少見的冷清，而是幾乎所有社會各階級的蕭索。
尤其在廣大底層階級和中產階級面臨的工作朝不保夕、負債壓力巨大和生活水準下降等等生計無著之外，在過去十年一直處於政治上的驚弓之鳥但還心存僥倖的私人企業家們終於發現身陷天網，隨時面臨被「遠洋捕撈」的危險，而包括國企高管在內的官僚階級們也終於體會到了什麼叫官不聊生。
這或許就是2024年底的中國社會氣氛，從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各個階級都無例外地站到了一間巨大的鐵屋中，抬頭就是無聲的淋浴噴頭。當貼著「自我革命」標籤的齊克隆B的壓縮罐被擰進介面，各階級人群就開始了最後的掙扎，有潤的、撞人的、跳樓的、木然的，最後擠成金字塔的形狀。中間的知識份子早沒了人樣，偶爾傳來一聲嘲諷，也隨即被塞了滿嘴馬糞，譬如12月初發表經濟評論的高善存等，只剩下肥碩的資產階級和官僚階級在頂端殘喘。
同為淪落沙丁魚
這就是中國刻下的通縮現象，通貨緊縮的同時還是社會各階級的緊縮。在改開四十年的分化後前所未有地湊成一團，彷彿椋鳥群或者沙丁魚群一般，只為躲避獵食者的捕撈。
他們在年底的各種私人聚會上無所顧忌地破口大罵、酩酊大醉，直言當下的社會不滿其普遍性和不滿程度已經超過1976年的情形，一時間真有「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的士農工商皆患難的共情。當然，這種共情或許只是革命前夜的集體絕望，與未來可能的社會革命尚有無限距離。
對他們的大多數人來說，過去四十年積累的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上升在當下環境已經變得無足輕重，每一個階級似乎都陷入了某種底層狀態，即無力對未來做出規劃，無法進行預期管理，也就不能決策，無論是投資還是生育，無論是轉移財產還是跑路走人。
尤其是那些企業家二代或者富二代的年輕人，更是陷入普遍的迷惘。他們沒有信心接手父輩的企業，也對父輩們樂在其中的茅台、普洱以及官商勾兌的社交方式毫無興趣。其中不少，在新冠結束兩年後，終於對參與「白紙革命」的小知識份子們有了切身同情，也在父輩和周遭不斷降臨的各種禍端中意識到了什麼，猶如一戰後的迷惘一代，感受「刀鋒」一般的殘酷人生和社會，開始渴望尋找終極的解決。
當然，更多的年輕人則轉向「求仙」。他們不僅在上下班地鐵上如飢似渴地閱讀奇幻小說，也熱衷各種修煉法門，嘗試從求籤問卜到占星塔羅，在中、西的宿命論中尋求一點啟示和安慰。過去兩、三年，連同風水堪輿，中國算命行業和道教信仰可見的復甦了，頗能反映中國當下各種新興宗教、偽宗教的狂熱，無論是地下的還是公開的，一點兒不亞於1990年代初的氣氛。
至於那些龐大的官僚群體們，則在茅台、摜蛋和躺平的日常修行間，在無法區分的當官和貪腐間，突然意識到了中國官僚-黨國體制內越走越窄的攀附-派系道路本身就是一個天網，儘管其中包含了依稀的升遷希望和所有的人生意義，卻隨時可能傳來「要為黨獻身」的指示而懸燈自盡，身不由己、任黨宰割。連那些致力於黨內遊說、遊走於政商和央地之間的公關人士也被動輒扣上「政治騙子」或者海外間諜的帽子，而剩下若干偶爾呼喊的知識份子則被迅速掐住了軟肋。
按照中紀委的統計，僅僅從十八大到二十大之間的十年間就有超過400萬官員被查處，二十大之後的幾年還有擴大趨勢，而且越來越呈現出涸澤而漁的捕撈態勢，遠超過文革期間據中組部後來公布共有230萬幹部被迫害的情形，實在觸目驚心。
新文革的開始
不過，相比文革期間的運動式的暴力氾濫和社會摧毀，2024年底所能感受到的過去十幾年的暴力氾濫，卻更常態化、合法化，也更系統化和精細化，遠不可能在中央發布一兩張安民告示後消停下來，倒是更接近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而人人自危，堪稱新文革。
只不過，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代表著一個平庸官僚上位後對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圖哈切夫斯基等革命一代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清洗，然後樹立起斯大林的絕對權威和一個恐怖的極權主義國家。相比之下，中國當下盛行的各種「遠洋捕撈」則呈現出另一種暴力景觀：
首先是中紀委在各地方對省市級官員進行持續的拉網，即使退休官員也不能倖免。來自北京的紀委幹部們的口頭禪之一是「不相信黨內還有清廉幹部」，而他們所用的酷刑手段甚至遠超公安系統，大有昔日東西廠讓人聞風喪膽的恐怖。對那些居然能夠挺過半年拷打的官員們來說，即使查無實據、自證清白也難以走出雙規點，需要家屬繳交至少數千萬現金資產後才得以身免。而地方紀委、中央紀委和地方官員們三方早就形成了分贓默契，允許地方紀委收取被查處官員大頭贓款然後劃入地方財政，只留少數貪腐金額作為從輕定罪依據，以此激勵貪腐官員們積極交代、退贓。
當然，與此同時，各部門、地方要求行業性系統性的集體退贓，如退回獎金、紅包、賄賂款等，已經在醫療、教育等高危行業進行了兩年。紀委系統為面臨嚴重赤字危機的中央財政填補窟窿的意圖十分明顯，而此種反腐方式又頗有養腐自重、養腐收割的荒誕意味。
其次，與紀委系統在體制內部的靜悄悄拉網形成對照的，是各欠發達地方公安系統對發達地區民營企業家的圍獵。這些面臨地方經濟下滑、財稅收入不足的地方政府正在中央的轉移支付體系之外，主動地進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矯正，進行跨省的「遠洋捕撈」。
尤以浙江、廣東等省為害最深，迫使這些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公安部門不得不積極扮演起地方保護人角色，要麼干預這些外地抓捕行動，要麼在企業家們報警後搶人、進行「保護性抓捕」。而且，在這類遠洋捕撈層出不窮人心惶惶的2024年，首善之區的北京也不能倖免。曾是小米骨幹的北京IT企業家邢燕軍被內蒙公安抓捕，其案之無稽連檢察院都不願意提起公訴，這位年輕企業家最後死在監居點。而河南鶴壁警方對本地企業家許雙軍的長期羈押、野蠻審判和沒收全部財產的做法，更是普遍。
如果對比稍早2016年北京東小口派出所對中產階級-雷洋的隨機圍獵、2018年重慶對企業家李懷慶的抓捕和重判、2020年河北保定對孫大午採取全包圓式的侵吞，不難看出，這一輪針對資產階級的打擊確實堪稱捕撈，不再是針對個人的，或者有著指標性、政治性導向，而是面向特定群體的敲詐，以打土豪的方式進行資產收割。只要該企業賬上現金充裕、家族財產雄厚，那麼無論該企業在外地還是本地，都可能進入內地公安的競爭性掠奪範圍。這種針對財富群體的掠奪範圍之大，甚至包括安徽公安對一些女性「耽美」寫手的逮捕，大有打土豪擴大到中富農的態勢。
理論上，這一態勢，確實應驗了經濟學家向松祚幾年前在一次面對企業家的演講，「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在最高領袖「堅決不改」的背書下，在刮淨地皮的困難中，幾乎所有內地邊遠省份都把國家暴力的看得見的手伸向了民營經濟發達的沿海五省市和私人企業家群體、中產階級。而其前身，如果不提1930年代在贛南進行的打土豪運動、1940年代末的土改、1950、60年代的三反五反、四清和文革，就是2012年以來先後以淨網、掃黃、打非、七不講、房住不炒、動態清零等名義進行的一波波的微型法西斯運動。
在中國經濟和社會面臨通縮的嚴峻時刻，失去幾乎任何約束的國家暴力卻在無限擴張、氾濫，以市場經濟中的資產者為目標進行的致命捕撈。無論這些資產者是現金、財富、權力、社會關係的擁有者，還是思想文字的大家，都在覆巢之下無以言安。這或許才是互為因果的通縮根源。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新文革已經悄悄開始，中國人民進入到了新一輪的浩劫循環之中。△（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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