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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亳州疫情封控亲历者：基层街道办的滥权（图）
 | 资料图：2022年6月17日，中国北京，保全人员在入口处检查社区居民的健康码。 (Photo by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
【人民报消息】现居美国加州、来自安徽省亳州市的赵先生今年四十多岁。在2020—2022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他与他的家人居住在亳州市区内，完整经历了当地的封控过程，并在此期间经历了强拆。他在近日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讲述了他的故事。
疫情爆发后大部分人失业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赵先生在亳州当地的白酒厂上班。他说，当时酒厂的生意还很好做：“那时候经济还是比较繁荣的，然后工厂也比较多，人们的收入也算是可以的，所以说对于这些消费品，还是能够掏出自己的腰包的。”
但是，随著新冠疫情的到来，一切都变了。赵先生表示：“疫情来了之后，除了政府工作人员，大部分人都被封控在家里面。然后商店关门，工厂停业，交通甚至都瘫痪，整个城市甚至农村都是一个沉寂甚至死寂的状态。”
赵先生说，在疫情开始后，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包括他自己在内，大部分人都失业了：“因为封控在家，没办法出去。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把人管理在家，街道办的干部直接就能管理到你。”
街道办大扩张 小区保安可以抓人
在新冠疫情开始后，赵先生与他的家人们许多次被封控在了他们的小区里。在进行封控时，街道办的干部们会通过走访和微信了解到小区居民的动向，执行封控政策的人员则包括大白、街道办人员、城管和小区物业的保安。赵先生说，小区的保安权力在疫情期间变得很大：“保安甚至在那一阶段，就不知道自己是保安了，而是把自己当做警察了。”
他表示，在封控的情况下，如果有民众想闯过这些人的封锁，后果会很严重：“直接把你抓起来，而且不是警察抓你，是保安或者街道办的人员，或者城管直接就把你抓起来了。他们有手铐，有一些防暴器具。他们武装得就像警察，除了没有枪之外。”
在赵先生的小区，被这些人员抓住过的人有不少。被他们抓住的人，会被送到小区保安室或者街道办专门用于关人的房间，关押几个小时或一晚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抓起来关押的人有所反抗，就会被送到警察局。赵先生评价这些封控人员说：“他的权利，也是疫情期间政府给他的。”
赵先生说，他注意到，在疫情开始之前，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很少。但在疫情封控期间，街道办的人员经历了扩编。他表示，在疫情结束后，街道办中仍有许多工作人员：“估计人员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因为现在就业条件也不好，估计往里面塞人肯定是很正常的。”
疫情期间街道办人员投入强拆 有“关系”的人拥有特权
在封控期间的2021年10月，赵先生居住的小区经历了强拆。赵先生表示，当时政府提出的补偿金额远低于对拆迁周围小区时所作的补偿，也低于小区居民的实际诉求。对于赵先生一家来说，政府补偿金额与他们要求的补偿金额之间有上百万元人民币的差距。在强拆发生时：“我们还期待著和政府能够交流，能够倾听一下我们的声音，但是他们没有给你机会，一天拆一家。拆的时候（针对）每家每户（出动）上百号人，包括一些武装人员、街道办人员、保安、城管。每拆一家都要去几十辆车，队伍浩浩荡荡，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
赵先生所在的小区，由一栋栋独立房子构成。他讲述强拆时的情形说：“直接从你家里面把人给拽出来，你想再去保护你的财产，根本不可能。把你给抬出来，几个人（把你）按倒在地，我就是被按倒在地。然后我父亲被从屋里面拽出来、抬出来，他想保护他的财产。那几十年的老房子，是他一生的积蓄。”
在这之后，赵先生的家被挖掘机挖倒。他说：“包括家具，包括冰箱，包括一些桌椅板凳床什么的，东西全部都给你推倒了，都被房子压了。”
赵先生回忆说，在这之后，他被塞上汽车拉到拆迁办强制签字，而他甚至来不及看清楚那份文件的内容，也没有拿到那份文件的备份。他说：“找律师没啥用。因为律师讲了，那是政府行为，我也不能告政府，你只有签字。”
不过，也有一部分小区居民有免于被拆迁的门路。赵先生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人，比如说儿子是在公检法里面，或者在政府部门工作，可能不强拆。”
赵先生就此发出了感叹，说道：“我的个天！疫情期间，他们还不忘掠夺老百姓，真是的。”
在这之后，赵先生的父亲病了一场，在医院躺了很多天。赵先生一家由于无家可归，只能住在他小妹的家中。
在封控期间，赵先生就有了离开中国的打算。但他表示，当时办理护照很难：“有的人很容易的，像我疫情期间办护照，怎么都不给办。和我一起办护照的那个人，他（本来）也不给办。但是我们俩一起出去，他出了大门口之外，给他在公安局的亲戚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办了。”
向谁追责？
赵先生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失业了，他的妻子也在疫情期间没有工作，两个孩子无法正常上学。他表示，在疫情的几年中，他为了维持生计，只能打零工，或者做点出售生活用品的小买卖，但小买卖的生意也不好做。不过在他所住的小区，由于超市没有完全封控、且会向小区配送米面，所以食物还没有出现短缺。
赵先生对三年封控作出了他的评价，表示：“责任全在政府，这个肯定没得说，难道是我们老百姓吗？本来中国老百姓都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干活的，都应该说是最好管理的人。然后突然发生疫情。疫情是怎么来的，咱也不知道；疫情是怎么消失的，咱也不知道。”
他谈到，在封控期间，老百姓成了“冤大头”：“老百姓确实是当了冤大头，好多人失业，经济也停摆，生活也比以前下降了很多，对吧？也很无奈。”
在那几年里，令赵先生印象很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封控政策在2022年底的突然解除。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前一天还在做核酸，小区街道还在排队，每天早晨、晚上都要排队，一天做两次核酸，形势很紧张。但是突然第二天就不做了，我们都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表示，在突然放开之后，亳州当地有不少人病死，街道上出现了许多送葬队伍：“（2022年）12月份还有农历新年之前，一个冬天那是死了不少人，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
赵先生认为，封控的突然放开，也是政府的一种失策。他说：“是政府对老百姓的一种极不负责任，它没有任何征兆，突然放开，就像一个生气的小孩一样，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结果造成好多人死亡。”
对于中共政府在新冠疫情当中严厉封控，然后又突然放开的做法，赵先生进行了总体的评价。他表示，如果一直封控下去的话：“大家都喝西北风去了算了，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高，到时候所有经济都停顿了，你工资高，有钱、有纸币也花不出去，没东西了，谁生产？是不是？而且一直封控下去，这是与世界趋势所违背的。”
而对在这之后的突然放开，赵先生的总体评价是：“你要是想放开的话，必须有措施，必须有一系列的保障，对不对？你（应该）慢慢地放开，不要说什么都撒手不管了，也造成那么多人死亡，政府应该负全责的，对不对？你医疗其实要配备配套好吧？是不是？”△（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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