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的幻想與掙扎:從迷信毛澤東共產黨到回歸愛因斯坦(圖)
2024年12月1日發表
許良英的幻想與掙扎:從迷信毛澤東共產黨到回歸愛因斯坦(VOA) |
【人民報消息】已故中國科學家許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的半部自傳----《幻想-挫折-反思-探索---許良英未完成的自傳》最近在紐約博登書屋出版。(這部自傳記錄了這位科學家截至到1958年的人生、只能算「半部自傳」)。美國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告訴美國之音縱深視角,1989年後,許良英就處於監禁和半監禁狀態,這使得它一直無法在生前出版這個半部自傳。說到父親92歲人生貢獻,他認為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得到了國際同行認可,奠定了他作為科學家的專業地位,但他的人生成就遠遠超出學術界。鑒於他對民主歷史與理論的研究和對人權事業的追求,財新稱呼其為「中國的自由思想啟蒙者」,美國物理學會在2008年授予他薩哈洛夫人權獎。
《愛因斯坦文集》的開創性研究
中國大陸的輿論是這樣評價作為科學家的許良英:「著名科學史家,在愛因斯坦研究、物理學史、科學思想史等方面曾做出卓越貢獻,代表作有《愛因斯坦文集》、《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民主的歷史》等。
《愛因斯坦文集》由許良英、趙中立、範岱年、張宣三及李寶恆等編譯,共三卷,約130萬字,已故中國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說,這是迄今已出版的各種文字的愛氏文集中,篇幅最大的一部。
許成鋼告訴美國之音,許良英這一生科學研究的主要貢獻就是研究愛因斯坦,代表作就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他說,這是一個開創性研究,「這個東西不是單純的翻譯,他是編和翻」,當時國際上並沒有愛因斯坦文集之類的著作出版,必須對散落在各處的大量愛因斯坦文獻進行編輯和翻譯。父親「必須要做一個決定,他選什麼東西,怎麼選怎麼編。」
方勵之與許良英成為朋友,就是因為發現《愛因斯坦文集》一處物理學錯誤而寫信給許良英。他評價文集說,「編譯者如此收錄,不僅表明他們謹守著尊重事實的科學原則,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科學的價值觀。」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劉兵說,許良英介紹給中國人的,是「作為一個人的愛因斯坦」,而不僅是「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文集》與中國「黃金時代」的關係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的《序言》說,「我一直認為20世紀80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許成鋼則認為這是一個有一定自由的「黃金時代」。那麼這個時代與《愛因斯坦文集》有什麼關係呢?
許成鋼對美國之音指出,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是哲學,第二卷是物理學,第三卷是社會問題,實際說的是民主與人權問題,這些內容的出版對中國社會是有很大衝擊的。這就使得許良英的科學研究與民主人權研究的貢獻形成了無法分離的關係。
許成鋼說,許多閱讀《愛因斯坦文集》的人,並不是物理學家,而是大學生和知識份子。通過閱讀文革後不久出版的《愛因斯坦文集》中關於民主與人權的文獻,等於實際上在中國啟發了一代人。他舉例說,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科學家方勵之關於民主人權的認識大部分來自《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而且,他還用愛因斯坦的思想去啟發中國大學生們。這是1986年的學潮的發生原因之一。
因為1986年學潮,方勵之因為被中國當局認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被開除中共黨籍並被免除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1989年1月,方勵之公開致敬鄧小平,要求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以及所有類似政治犯;1989年2月,包括許良英和他老師王淦昌等在內的科學家群體首次就政治問題發表公開信。
《中國新聞週刊》披露,胡耀邦看到剛出版不久的《愛因斯坦文集》說:「很多內容我沒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對我啟發很大。」許成鋼告訴美國之音,《愛因斯坦文集》對中共上層也有啟蒙作用。胡耀邦在總書記任上時要求書記處將《愛因斯坦文集》做學習材料,中共上層集體學習《愛因斯坦文集》,主要學的就是第三卷。因為第一卷和第二卷他們讀不懂,「這些關於民主和人權的討論,實際上對衝擊共產黨的傳統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據許良英回憶,胡耀邦在1980年擔任總書記的時候,要求科學院給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正副總理開科學技術講座,其中的第一課的科學史講稿就是出自他之手。這個講稿寫道:二百多年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
許良英幻想:「愛因斯坦傳人」還是「三大迷信」?
《紐約時報》稱許良英為「愛因斯坦在中國的傳人」。不過,許成鋼告訴美國之音,他認同這樣一種看法,許良英的這一生可以畫兩條線,第一條線就是毛澤東、共產黨、馬克思戰勝了愛因斯坦;第二條線就是愛因斯坦反過來打敗了毛澤東、共產黨和馬克思。顯然,兒子眼光中的父親與愛因斯坦的關係是立體的,更複雜。
方勵之曾經批評《愛因斯坦文集》的一條註釋是「帽子式的」批評。愛因斯坦針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手稿意見」說,「不論從當代物理學的觀點看,還是從物理學史方面來說,這部手稿(指《自然辯證法》)的內容都沒有特殊的趣味。」許良英等編譯者為此寫了一條批判性註腳說:「真正『可笑的』,恰恰是愛因斯坦的無知和他的頑固的資產階級偏見。」方勵之說,「用『無知』來描寫愛氏在『當代物理學』及『物理史』方面的知識,更不妥當。」中國《科技日報》上曾發表過一篇書評,批評許良英等人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的這種註釋是「反科學的時代污染」。
許良英後來在回應文章中說這個腳注已經改寫,並自我批評說,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是出於自己內心的盲目忠誠和迷信。」他告訴《紐約時報》,「我同意愛因斯坦的理論,因為科學無階級。」但「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我認為愛因斯坦理論中的哲學部分是某種資本主義理論。」
許成鋼告訴美國之音,父親自小崇拜愛因斯坦,但也同時迷信共產黨。許成鋼稱其為「很可貴的自相矛盾」現象。他指出,即使許良英在迷信共產黨和毛澤東時,仍然堅信人的基本權利,相信民主。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人生歲月追隨愛因斯坦是一貫的,尤其是在1989年他更清楚認識到了共產黨性質後,他更是不遺餘力地在晚年推動中國的人權和民主事業。
科學家許良英迷信共產極權之謎
為什麼研究愛因斯坦的科學家許良英會曾經迷信毛澤東、共產黨和馬克思?許成鋼說,這部父親未完成的自傳實際要回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為什麼共產極權意識對包括許良英在內的科學家總是有如此大的誘惑力?
許成鋼對美國之音分析說,許良英當時獲得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當時的「中共大外宣」。這其中,美國人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為Red Star Over China)對他影響巨大。許成鋼特別指出,斯諾這本書對美國人和外國人影響巨大。實際上,它對中國人的影響可能更大。當時那麼多的讀書人去延安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誘惑他們去延安的就是斯諾這本書。許良英和一批老共產黨員晚年反思的一個共識就是當初他們上了當,受了騙,斯諾本人到晚年也發現自己上了當受了騙。
經宋慶齡介紹,斯諾1937年前往當時的中共中央臨時駐地保安縣採訪,成為第一位訪問中國紅色區域的外國記者。在那裡,斯諾成功地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等紅軍領導人。後來,斯諾根據採訪撰寫了《西行漫記》。因為這本書,許多中國年輕學生對中共產生好感、嚮往延安,從國統區投奔中共。而一些外國人,包括被中共推崇備至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也因為這本書的影響和感召來到了延安。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教授說,斯諾的書成功地將西方社會對共產黨的好奇心變成了對共產黨的同情,這些人當中包括年輕時的林培瑞自己。
許成鋼進一步指出,知識份子上共產黨當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抗日戰爭。中國知識份子在什麼是人權、民主、憲政這些問題上本來就缺乏深刻認識,當民族主義問題放大的時候,就會發生救亡壓倒啟蒙現象。
許成鋼說,還有一個原因是共產黨有一整套非常有技巧的欺騙手段。他提到了日本教授遠縢譽撰寫的《毛澤東勾結日本人的真相》。為什麼當時大批知識份子能去延安而延安從來不被日本飛機轟炸?原因是毛澤東與日本人有秘密協議,毛澤東向日本人提供國民政府情報作為交換。而這些真相,中國知識份子們一無所知。
這種欺騙的結果是,追求民主人權的知識份子,反而會認為中共是追求民主人權真正的黨,國民黨是法西斯黨。而威權主義的國民黨在學校對學生知識份子的鎮壓,則又幫助了共產黨的宣傳和欺騙。
許良英的掙扎:回歸愛因斯坦
在談完許良英陷入「三個迷信」原因之後,許成鋼繼續為觀眾解讀了為什麼許良英在經過了漫長的掙扎後才走出這三大迷信。
許成鋼在專訪中回憶說,父親被打成右派後,他本人和家庭都遭受到了非常嚴厲的懲罰。他自孩子時代就能感知到被政治歧視。但右派父親許良英仍然「充滿激情地忠於共產黨」,並且教育他也要無條件忠於毛主席、忠於共產黨。許良英認為他之成為右派,是因為中共內部反毛力量劉少奇等發起了反右運動。許成鋼認為,這種「忠誠教育」是父親許良英給他的人生的「壞影響」。
文革晚期的1974年,許良英從「四人幫」和毛澤東的關係看到了毛澤東的帝王本色,此時,雖然他走出了毛澤東迷信,但他仍然迷信共產黨。許成鋼說,當時方勵之也像他父親這樣,勸大家加入共產黨,以改變共產黨。理由是這樣:既然共產黨的力量難以撼動,就從內部突破。
許成鋼自我反思說,雖然他從來沒有加入共產黨,但是當時在這一點上,他與父親和方勵之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這是因為當時的父親、方勵之和他本人,對共產黨的認識不深刻,有幻想,才有這樣的想法。
1988年,許良英公開提出「馬克思、列寧最大的歷史錯誤是否定民主、主張專政」,1989年的大屠殺讓許良英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機構,是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大屠殺讓許良英深刻認識到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之前他只是抽象認識無產階級專政。他告訴《紐約時報》,20世紀80年代末,「我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回歸愛因斯坦。」△(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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