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进入宦官政治:习蔡依赖秘书帮监视高官
陈破空
【人民报消息】 今年九月中旬,习当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称为“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这个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主要讲话人是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习近平称赞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办公厅、秘书长、秘书,“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受了许多大战考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督促检查”、“大战考验”等词句,暗示秘书帮在监视各级官员、帮助习派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证实,习近平夺权,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
于是,这回的“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蔡奇和习近平试图把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令秘书帮进一步把全国各级官员都监视监控起来。明确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指习近平),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习当局保持一致)。要强化政治担当,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实政治责任,云云。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倚重秘书帮,明确由他们来监控各级官员和将领,既是习派的一贯做法,也有当前的权斗背景。习近平强行进入第三任之后,反习、叛习事件不断,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统的弃暗投明(秦刚大案),更有军方的弃暗投明,包括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等高层(如李尚福大案),尽都涉嫌所谓“里通外国”,即弃暗投明。证明习时代党心、军心不稳,官员党员口服心不服,普遍离心离德。
近期有各方报道,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习近平闻讯,急忙行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包括李玉超(火箭军司令员)、徐忠波(火箭军政委)、魏凤和(前国防部长、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张振中(火箭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刘光斌(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火箭军首任副司令员,自杀身亡)等火箭军高层全体覆没,竟毁在一个小秘书手上。
说到秘书帮,其实,蹿升高位的习家军中,出身秘书者甚多。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等,尽都当过习近平的秘书,竟齐齐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层面;但在习近平面前,他们的实际地位低微,如跟班、如仆从、如跑腿的办事员,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让秘书当眼线,类似历代专制王朝的监军;但秘书帮更类似历代王朝的宦官阶层,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兵的将领,也不是行政的官员,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竟成为朝廷中的第三势力,偶尔还凌驾于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现宦官当政,往往预示王朝没落、走向毁灭。诸如秦二世时,朝廷大权落入太监赵高之手,秦朝也亡于赵高之手;东汉末年,出现“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内乱不止,演变成天下大乱;明朝后期,有太监魏忠贤专政,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分水岭。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起用、重用、倚重秘书帮,其实质,就是太监政治的复活、宦官政治的复辟。表明,饱经专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绎,红朝也终于走到这一步:太监当道,宦官把政。不仅从现实危机上、也从理论逻辑上证明,当今的习时代,极可能就是共产红朝的末期,正步入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最后时期。
一党专政的中国,曾经历改革开放,曾实行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竟遭习近平一手破坏、一夕复辟,重新搞起一人独裁。习近平复辟轻易成功,本身就是红朝气数将尽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共产中国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终点。△(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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