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在台湾《自由时报》撰文说，俄罗斯兵变触及习近平心病，因为中共领导人一直担心军队造反。 他说，中共历来最担心三变，即政变、兵变和民变。兵变可能性因瓦格纳事件被人津津乐道，反而颇具启发和发酵功效。这正是中共悚人心寒之处。余茂春现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余茂春说，共产中国的国运与莫斯科向来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6月底，莫斯科—北京之间的“不死之情”又有了新的戏剧性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遇到了他统治廿余年来的最大危机，由俄国出兵出钱豢养的瓦格纳雇佣军团发起兵变，由该集团的头子普里戈津领头，攻占俄国南部战区司令部，长驱直入莫斯科，吓得普京政权心惊胆战，仓皇应付。 余茂春还说，这次兵变虽然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俄罗斯，但对中共政权来说，也非常具有震撼力。 “它多多少少打破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心理平衡，启动了一些中共制度性的不安和恐慌。”余茂春说。 三个因素导致中共极端害怕兵变 余茂春表示，对俄罗斯六月兵变，中国共产党是极端地敏感和万分小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根据他的分析，首先，瓦格纳兵变更加加深了中共对党指挥枪这一个核心原则的绝对信仰和执行。在瓦格纳兵变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共的军事专家和政府分析人士就公开指出，俄罗斯与雇佣军这种特殊关系的危险性，他们认为，一个专制政权如果不对国家之内的所有武装力量施展绝对的控制和指挥，迟早会出问题。 按照一些中共内部分析人士的说法，俄罗斯军队之所以在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差强人意，败绩累累，其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军队没有像中共军队那样，在部队的各个层次安插政治委员，来保证军队对国家和领袖的绝对忠诚。所以，瓦格纳兵变对中共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队中的政委制度和洗脑灌输，在中国境内绝对不能有合约性质的雇佣军事力量。 其次，瓦格纳兵变也触及到习近平的一块心病，就是军队造反的可能性。在俄罗斯，普京本人在体制内还是比较有声望的，瓦格纳兵变的主要目的是所谓的“清君侧”，打击目标集中在普京身边的俄国国防部长和俄军总参谋总长，并没有直接指向普京本人。 但是在中国，在习近平执政的十多年来，对军队高级军官的清洗，在中共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习近平把他前任的将近一百多名中共高级将领和部队领袖，毫不留情地加以清洗和整肃，关的关、杀的杀。 在进行大规模军队清洗的同时，习近平还以对他的忠诚为主要标准，提升了一大批在意识形态上信得过，但并不见得技术上优良的高级将领担任军中要职。即使这样，他还不断武断地撤换、调离战区指挥官，以防万一。因此，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中共历来最为担心的三变中，即政变、兵变和民变，兵变的可能性也因为瓦格纳事件而更为人津津乐道，颇具启发和发酵之功效。这正是令中共悚人心寒之处。 第三，瓦格纳兵变差一点另立中央，建立了独立的武装根据地，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一旦有了跟现政权不一样的另类选择，中共非常害怕深受自己打击而对自己不满的武装力量，会大规模跳槽哗变。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件是常见的，往往是一有另类选择的机会，就有大批官兵出走敌营。 在朝鲜战争（也称韩战）期间，中共不少的前线作战官兵，一有机会就临阵脱逃，转变立场。在战俘自愿甄别的原则下，总共两万一千名中共战俘中，有三分之二拒绝回国。所以在历史上，防止中共军队官兵叛变和逃跑，一直是军队工作的首要任务。 “瓦格纳兵变，真正触动了中共一根非常敏感的神经。这方面的工作和算计，一定会在解放军（中共军队）各部门中更加深入和加强。”余茂春写道。 他推断说，中共一定会和普京一样，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绝对断绝军中所有高级军事人员与外国同行的职业交往和联络，以防外国势力对中共军队的所谓“颜色革命”。 “当然，中共在这方面一直神经质，对自己的将领和外国同行的任何正常交往都绝对敏感。”余茂春说，“当年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对这一点认识不够，自以为与莫斯科的同行有深厚的职业关系而自傲，结果遭毛泽东怀疑而惹下杀身之祸。” “对于美国来讲，认清这一点，就不会对建立美中军事热线的前景抱持罗曼蒂克的幻想。”他补充说。 余茂春表示，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这种俄国人送来的毒性剧烈的精神污染，危害中国人民长达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未有解毒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