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中国近一年有成千上万的人退出医疗保险，中国民众说，即使面对中共统治集团拥有高干病房等医疗不公的对待，一般民众其实还是尽可能地「保著」，只求有一个依靠。现在实在是碍于生活所迫，负担不起节期升高的保费，不得已才会退出。这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行了。 中国国家健保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3亿人加入国家补贴的基本医疗保险，但2022年全国基本健保人数比2021年少了1,705万人，其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投保人数更是减少了2517万人。 在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员工医保，占投保人数的四分之一，另一种是城乡居民医保，占四分之三。居民健保是针对农民和移工以及儿童，也适用于许多民营部门雇主没有为其缴费的员工。相较于国营企业的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职人员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是比较弱势的一群。 在上千万的人退出健保的数据传出后，关于「居民健保一年减少2,500万人」的话题随即登上热搜榜。有网友说：「谁不想有保障？只是生活很不容易，只能先顾好眼前了。」、「这么多年了，工资涨，赚得少交得多，减少当然不意外。」但也有人认为：「能交还真的要交，这玩意关键时刻真有用，可别赌自己用不著。」 中国人民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对健保的不信任和经济困难，是民众退保的两大核心因素。 医疗不公 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不信任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的人分三、六、九等，在医保统筹基金的分配下，绝大部分医保都用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高干病房，所以对老百姓而言，这项看似普惠性的政策其实真正能起到救助性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一般人小病就在家里待著，真的遇到大病，能够把病看好的药基本上都不在健保补贴的范围内，而是需要额外自费，只有高干病房的药可以全额报销。 他说，医疗产业化也是一个问题，原本是基本民生保障、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变得非常商业化，以最大利益为取向。前一阵子的医疗反腐败就有上百名的医院院长、书记被查，一个院长一缴回就是3亿元，一个科室主任吃掉的就是几千万到上亿的钱，他们「割」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种医疗不公，谁还相信医保？人民不是傻子啊！」 张先生也说，近年来失去固定工作的人或改做弹性就业的人太多了，这些人通常会先停掉影响退休金的社保，但一般都会继续保留医保，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即便知道医疗不公，老百姓还是希望能拥有一点「依靠」，但现在会有这么大量的人退出，实在是因为生活所迫、没钱了，依靠不上了，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行了。 他说，像他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当快递员，一个月的收入大约4000至5000元人民币，但必须自己负担医保，「在医保和生存之中，他只能先顾好眼前的生存，放弃健保。」 经济所迫 张先生并表示，以江苏来说，居民医保每人每月不低于380元，会随不同省份、城市而异，这对没有什么收入的农村而言，光是家里两个老人和两个小孩的支出就要1千多元，如果没有生病用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很亏」，不如把钱拿来做眼下更重要的事。 张先生说：「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医疗产业化跟医疗不公平的原因造成的，再加上现在经济通缩，整个经济萎靡，种种因素叠加造成大量民众退保。」 金融时报说，安徽省的一名卫生官员表示，即使地方政府努力阻止居民医保的投保人数继续减少，但是说服农民投保已经越来越困难；安徽省在2022年的居民医保投保人数已经下降4% 。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参保质量提升，参保数据去重等原因，导致数据上表面参保人数减少，但由于重复参保等情况显著减少，真实的总体参保人数实际上还略有增加，部分原来参加住民医保的民众转为参加职工医保，呈现「居民降、职工增」的趋势。 中国医护局相关人士也表示，客观来看，随著都市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人口老化、少子化的持续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居民健保资料在一定时期内会呈现略有下降的态势，甚至总参保数据也有可能缩小。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超群在一篇关于医保调查的文章中指出，保费持续上涨、中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医保受益面窄且不解决大病负担、高龄老人较低的医疗服务费用支出等原因，都是导致居民健保退保的原因。 瞎折腾 住在南京的淑敏就对美国之音表示，医保的效用与保障远远不足，很难令家属安心，她用「瞎折腾」、「非常荒谬」来形容。 她说，她的父亲患有轻微的阿兹海默症，几年前摔倒骨折，需要长期住院复健，属于康复型入院，但他们每半个月就必须转院，因为医保转院是以额度来控制，例如复健病人入院每个月只要超过6000~8000元的医疗费用就必须转院，而这些费用包含了诊疗费、药费、护理费、床位费等全都包含在里面，费用一到点就必须转院。 她表示，去年8月政府突然「出了一个坏主意」，要求同级别的医院不能转院，以致他们本来在社区医院里住得好好的，非得要转到高级别的医院去「过渡」一下，然后再回到社区医院。但其实他们不喜欢去住三甲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床况非常紧张，人很多、住宿条件特别差，又有很多过度治疗的手段，是他们这种康复型病人根本不需要的。 淑敏说，后来转著转著，有一些医院就建议他们不要以康复型病人入院，而是改用阿兹海默症来入院，因为如此医保额度可以变成2万2千元。这意味著从前只能住院半个月的时间，现在可以拉长到20多天、将近一个月再转院。 淑敏说：「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就告诉我，对于病人来说，身上的毛病越多越好，他们会选择一个月可以使用额度最高的来入院，所以就变得非常荒谬！」 董思齐并说，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些选择退保的民众通常是为了要把现金拿在手上、不想去做没有必要的消费，才会没有能力去顾及以备不时之需的医保。但这将导致两个情况，一个是民众为了要预防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所以把钱存著而不愿意消费；第二个是手中的现金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也没有能力消费。这都将导致中国的消费更加积弱不振，对中国下行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无法往善的循环走。 董思齐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中国自诩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一个社会福利的经济体，但是在这个疫情之后，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 他说，员工医保的备用金在3年疫情之下被挪去做别的用途，而居民医保如果要到大城市去做医疗行为的话，有时还须承担50％至70％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疫情也让许多企业营运受到影响，而无法替职工分担医保；地方政府也因为财政崩溃，所能提供的医疗保障变得越来越有限，民众的自付额变得越来越高；居民健保也宁愿把钱省下来拿去做其他用途。加上中国的纳保方式可以等到生病后再去补缴医保，也让很多人觉得现阶段不用参保，等到生病了再临时加保就好。 经济雪上加霜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的居民健保费用在20年间从10块涨到380元，但移工的平均薪资仅成长24％，持续上涨的保费可能会对有些人构成压力，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有些成员较多的家庭，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尽管如此，健保由国家负担的比例还是比人民负担得多，所以有这么多人退保显现出来的是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信任，因为认为效果有限。 但她也说，尽管如此，「有保还是比没有保好」，因为还是有一部分的医疗费用是可以报销的，所以会到退保的程度，肯定是失业、经济困难，「我也觉得非常能理解。」 淑敏说，这3年来她变的神经很紧张，因为每到了1月份，医生就会告诉她马上要实行新的政策，然后多半是从农历春节后开始实行。但去年起，政策变化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再是在跨新年度时做更改，而是随时说改就改，这对老百姓和院方而言，都是措手不及，所以她整个生活都在焦虑和严重的不安全感中。 她并表示，近年来明显感觉到政府没钱了，所以设置种种障碍，提高民众自费比例。例如她父亲用量最大的一种常规用药从今年开始变成全部自费，他们只好换药，但医生说其实原来那种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另外还包括健保额度提供的项目越来越少，像是两年前的复健运动手法本来是一天两次，现在变成一天一次；物理治疗辅助项目也从原本的一天两次，变成现在一天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