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傅政华等人酷刑迫害的武汉富商徐崇阳。

【人民报消息】武汉亿万富商徐崇阳再度控告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近1.8万字的控告信，讲述了自己的巨额财产被掠夺的详细经过，及遭受一连串的非人酷刑和打压的背后，牵扯到傅政华伙同周永康，薄熙来一伙阴谋政变的黑幕，并罕见爆光了傅政华手下爪牙极为嚣张，甚至习近平王岐山胡锦涛完全不放在眼里的言论。 徐崇阳讲述，他在数十次的被捕中，遭遇了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各种各样的酷刑和人格侮辱，包括用强光灯照、用烟头熏眼睛、用针刺手指、舌头；用牙签扎剌生殖器；将沾有大粪的墩布塞嘴里，甚至嘴巴被撑开，三名警察一起向其嘴里撒尿……很多时候傅政华亲自坐镇和逼供。 而傅政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强迫让他承认：他破坏了薄熙来名誉，阻止他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泄露了国家机密，中南海拆迁是通过他向国外报道的等等。 文章称，傅政华要把徐崇阳的案子办成铁案，引述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话说，“一定把他往死里整，再让他破坏薄熙来当主席！”。北京公安局警察李南在审讯时还称，“习某某（习近平）就是个傻*，将来天下是我们的！” 文章透露，2011年4月20日及2011年6月6日，他被遭审讯时，傅政华均拿出事先写好的材料，强迫他照着读，大体内容是：要其承认“在2011年接受对路透社采访时，针对重庆朝天门码头淹死46人和损失数亿财产所说的话是受人指使的，是首都医科大学的齐副校长（习近平母亲齐女士的侄子）及外国势力指使这样说的；是为了破坏薄熙来就任总理和国家主席、总书记的计划。 文章还罕见透露，北京市警察为逼迫他就范，叫嚣“你TM还向习近平的表弟、向外交部、向胡锦涛及习近平寄材料，你知道吗？胡锦涛就是一个SB，还在清华大学作秀，只要我们傅老板下个命令就可以把他做掉。习近平的表弟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你还敢给他寄信，你还去清华大学去找胡锦涛的儿媳妇，我们都知道。告诉你，我们傅老板很快就是公安部部长，要不了几年，就会是政法委书记，你还不配合，给脸不要脸，到时候你会不得好死。” 傅政华还现场指挥其他公安人员要他照着事先写好的文字读和抄写，逼他认他的妻子乔丽多次从美国寄给他的美元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用于在中国从事收集情报的经费”；逼其承认“是美国在中国的卧底记者、是湖北法轮功站长；逼他承认故意破坏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名誉，阻止薄熙来进十八大。” 徐崇阳表示，他在2013年1月5日出狱的当天就开始申诉、控告。但傅政华直接指挥北京的公检法不接受其申诉，警察甚至口出狂言：“你去让傅政华来，我就立案；王岐山、习某某都没用，王小洪（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更扯淡！”）。 曾殴打他的北京警察甚至向他提供了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家庭住址，王岐山的家庭住址，和习近平的家庭住址和详细车牌号，教唆他去堵这些人的车，并提供时间、地点。比如，时任书记胡锦涛将于某月某日在清华大学进行演讲，让他组织上访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上访，如果配合，领导有了政绩将来得到提拔，就会把他的案子全给解决。但被徐当场拒绝。 2014年，他在丰台公安分局上访过程中，不止一次听工作人员说：“王小洪局长管不了我们，他就是个摆设，我们听政治部主任的！我们政治部主任是傅老板一手提拔起来的！别看傅老板不在市局了，天下照样是我们的！你他妈的，告到哪里都没用！” 徐崇阳在信中称，2014年9月，他起诉北京市公安局违法抄家，非法关押。傅政华雇佣线人在庭审后诱骗他与之合影，以此作为其支持“香港占中”的依据。强迫其承认出资2400万人民币，鼓动北京市民上街游行支持香港占中。他被关押在丰台区看守所长达8个月。而他没有参与过任何的占中活动。在关押期间，各种酷刑都尝遍。 关押审讯期间，一个刑警队长徐宁（音）的小胖个子曾对他说：“香港占中活动，傅政华曾指派他们一大帮人亲自参与，就是要蒙蔽习某某那个傻*，就是要搞臭他，然后嫁祸于你！”

就在同一次审讯过程中，有一位工作人员指著另一个男子，他们称呼他傅老三，说，“看到了吗，他是傅政华的亲弟弟，别说监视你，我们连王小洪、王岐山、习某某都敢监控，你算个屁！让你去堵他们的车，你还不去，我们就是要收拾你，整死你！我们就是要向外界宣布，是习某某下令抓捕你，整死你，搞臭他！” 在徐崇阳多年维权的时间里，他曾被秘密关押30多次，上亿元人民币的财产被掠夺（此前已经有数亿元的财产被湖北官员抢走）。 目前，徐崇阳在举报信中称，他的手机长期被窃听，经常面对面打不通，并长期被人监视跟踪，也发生过在街头无故脑袋被打开花、被蒙头套、被乙醚类药物失去知觉，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大纪元记者凌云综合报导） 附：控告傅政华的信 控告傅政华阴谋捞取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使用卑劣手段狼狈为奸制造多起虚假刑事案件，误导社会舆论，借此邀功领赏，蓄意谋求职务晋升 ——关于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滥用职权，欺上瞒下，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破坏国家法制，践踏法律尊严，破坏外商在华投资，给外商造成了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及人生伤害，给党和国家的名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及国内影响的情况反映。 2003年以来，两面人傅政华利用手中的权利做后台，假传中央首长指示，扣押中央高层批示；为了达到自己升官晋爵的目的，用尽各种卑鄙手段，提升自己在高层领导头脑中的印象，指挥亲信，破坏国家法制，在北京和湖北制造多起虚假刑事案件、群体案件、政治案件，误导社会舆论，导致中央高层错误判断当时的社会情况，并采用适时镇压的方式邀功请赏；严重违反共产党组织纪律，组建对抗中央的权贵利益集团，狼狈为奸，建立自己的庞大堡垒，“针扎不进，水泼不进”，通过钱权福利交易、权色交易，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此增加自己在共产党时政中的话语权；利用手中的职务便利，滥用职权，多次侵吞大量贵重物品。给党和国家的名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给相关的外商财物造成特别巨大的损失，极大损害了共产党、国家与我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我们（美国公民乔丽与中国公民徐崇阳）作为傅政华谋取个人利益，蓄意破坏国家法制的受害者与见证者，现向相关部门实名反映情况： 1991-2002年 我受美国的家人乔丽之托，在湖北武汉做生意，但家中巨额财产，遭到湖北武汉相关司法人员与北京公安，多次以办案为借口，被办案人员贪污，身体也被北京公安打残。 在2011年4月20日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是010-00000000，对方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胡锦涛主席办公室，称首长在去美国国事访问前，准备接见我。自此之后，在时任北京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傅政华的亲自指使下，对我的迫害开始了。 一、人身迫害：2011年4月20日，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家属楼，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民警李南、王欣等人（还有几个湖北口音的办案人员）抓走。接下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重案大队秘密地下室里，他们对我进行审问、殴打、人身侮辱与逼供：用强光灯照我、王欣用拖把蘸取大便，塞我嘴里,用牙签扎刺生殖器，主要目的是强迫让我承认：我破坏了薄熙来名誉，阻止他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泄露了国家机密，中南海拆迁是通过我向国外报道的等等。以此为由对我拘押，傅政华亲自参与了审问，当着我的面说：“你以后就是诈骗犯！看到了吗，我手里已经有对你的起诉书，3月15日就做好了”，并对民警李南说：“去找几个报案人，把报案证据补齐，如果作证，就给他们好处，如果不作证，就把他们关起来。把徐崇阳的案子办成铁案，办好后你们每人分一套房子，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永文负担装修费用。”还说：“周永康书记说了，一定把他往死里整，再让他破坏薄熙来当主席！”。李南在审讯时还对我说：“我们局长和周永康书记放话了，对你可以动用各种先进电子刑具！”，还说：我们朱赤军处长和周永康书记是老乡，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习某某就是个傻*，将来天下是我们的！” 动用各种刑具后，我依然拒不承认。同年6月5日我又被秘密释放了，但6月6日（也就是被秘密释放的第二天），我去医院看病的路上，在佑安医院后门，我再次被抓，被北京市公安局李南、北京刑警总队预审总队队长朱赤军，带30多人将我刑事扣留，并被殴打。（我手里有现场媒体视频为证，附有录像、光盘） 2011年6月6日，我被抓之后，被李南、胡某等人送往北京第一看守所的路上，被李南及胡某等三人，用拳头打掉三颗牙，用脚踢下警车，导致我的尾椎骨摔断，三人还找到路边的树枝撑开我的嘴巴，向我嘴里一起撒尿，还要求我回答 ，“尿是甜的？还是咸的？” 1、被诬陷为诈骗犯：先起诉定罪，后雇人报案 我再次被抓之后了解到，傅政华早在2011年初，就直接指挥北京市丰台区检查院开始对我进行诬陷。北京市丰台区检查院检查员赵海霞于2011年3月15日就已经秘密起诉了我，起诉书文号：京丰检刑诉（2012）0297号《秘密庭审起诉书》，该起诉书的时间落款是2011年3月15日；起诉理由是诈骗。 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京丰捡刑诉【2012】0297号起诉书》中写明，“徐崇阳因涉嫌诈骗，于2011年6月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捕”；这表明:3月份的起诉书，已经预知了将在同年6、7月份发生的事情，说明起诉书是有预谋策划的。起诉书首页右上方写着 “秘密庭审前”，而刑事案件不应该秘密进行。而所谓的受害者杜玉莲，是2011年5月8日被公安找到后笔录报案，张伟（被公安雇佣）2011年6月14日找到后笔录报案、袁爱玲2011年9月2日被公安找到后笔录报案。 中国刑法规定：刑事犯罪审理的正常程序是，报案（案发地）–拘留(区公安局)–批捕(区公安局)–问询（区检察院）–起诉（区检察院）–审理（区法院）–判决（区法院）。 而我所经历的被起诉“诈骗犯”的案件的整个过程的顺序是：秘密起诉（区法院）—抓人（北京市公安局）–批捕（北京市公安局）–报案（受害者）–判决（丰台区法院）。 2012年12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2）丰刑初字第727号判决书中载明：我“于2011年6月6日被羁押，同年7月14日被逮捕，”刑诉法规定特定案件的刑拘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7天，本案不是特定案件却超过了37天，公安卷宗也未见延期的批准，这是严重违法行为。一般的刑拘期限为14天，本案是涉嫌普通诈骗案、涉嫌金额小，刑拘期限不应超过14天，所以从2011年6月20日至同年7月14日期间的公安局所有的对我的问讯及笔录等也均属违法。 2011年6月6日拘留证和同年的7月14日的逮捕证，因严重与事实不实，我本人都拒绝签字。拘留证和逮捕证上还分别注有“已于2011年6月6日14时向犯罪嫌疑人徐崇阳宣布，犯罪嫌疑人徐崇阳拒绝签字。办案民警：李南 王海权”、“本证已于2011年6月6日19时向犯罪嫌疑人徐崇阳宣布逮捕，犯罪嫌疑人徐崇阳拒绝签字。办案人：张志强 李喆”的字样。 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决依据的所有案卷材料日期、公安局拘留、批捕日期顺序完全颠倒，很明显，我判刑入狱是一起个别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我个人的蓄意政治陷害。这些审判依据的定罪“证据”、“材料”荒诞可笑，不具有任何证明力，很显然，《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2012 ）丰刑初字第727号刑事判决书》是一桩错案、冤案。 2011年4月20日及2011年6月6日，审讯我时，傅政华均拿出事先写好的材料，强迫我照着读，大体内容是：要我承认“在2011年，接受对路透社的记者，针对重庆朝天门码头淹死46人和损失数亿财产采访时（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所说的话是受人指使的，是首都医科大学的齐副校长（习近平母亲齐女士的侄子）及外国势力让我这样说的；是为了破坏薄熙来同志就任总理和国家主席、总书记；我冒充全国人大代表李小鹏的哥们在外诈骗”。我坚决予以否认，并明确表示我不认识齐副校长，我只是给他寄过材料，请他转给习副主席。 办案的公安人员曾说：“你这个SB，我们领导傅政华在百忙当中来这里办事，你还不照着读？”傅政华当时说：“给你五分钟，你读不读？如果读了，我们就说你有神经病，就会把你放了。”我表示坚决不读。傅政华见我态度坚决就走出了审讯室。傅政华走了之后，当时的办案民警就开始对我进行毒打。毒打之后，我依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读那份材料。傅政华离开后不久再次回来，给我看了那份丰台区检查院的起诉书（即《京丰捡刑诉【2012】0297号起诉书》），说：“我们已经给你定了罪名，你是诈骗罪。”办案民警也说：“你TM还向习近平的表弟、向外交部、向胡锦涛及习近平寄材料，你知道吗？胡锦涛就是一个SB，还在清华大学作秀，只要我们傅老板下个命令就可以把他做掉。让你读你还不读。习近平的表弟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你还敢给他寄信，这些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还去清华大学去找胡锦涛的儿媳妇，我们都知道。告诉你，我们傅老板很快就是公安部部长，要不了几年，就会是政法委书记，你还不配合，给脸不要脸，到时候你会不得好死。”这个时候，又来了几个武汉口音的办案人员，要我承认伪造多份法律文书｛文武汉市硚口区的公证书，：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1993）硚民初字第942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1996）硚执裁字第268号《裁定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3）岸经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江岸区（2005）岸民商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武民商再中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岸价鉴字（2005）第103号《投价鉴定结论书》、武汉市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财产申请保全书》、武汉市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民事诉讼状》以及《保险合同》、《保险清单》；强迫我在多张空白纸上指定的地方签字、按手印，并让我承认利用武汉市江汉区司法局（2005）汉民字第737号《公证书》诬告司法机关和公证处（上述这些文件的原件都被他们以抄家的名义从我家强行拿走（抄家4次，时间分别为2011年4月20日、2013年3月6日、2014年10月2日、2015年8月），我提供证据光盘录像为证 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傅政华亲自参与并指使办案民警对我进行吊打酷刑；用强光灯照我；用烟头熏眼睛、鼻子；用头发搔耳朵鼻子；用针刺手指、舌头；用牙签扎剌生殖器；将沾有大粪的墩布塞进我的嘴里等等。办案人员还把对我实施酷刑的视频录像，以7万元的价格卖给我，时间为2011年4月之前、在北京高院信访办（北京南站附近）、主要参与者李南。傅政华还现场指挥其他公安人员要我照着事先写好的文字读和抄写，逼我承认我妻乔丽多次从美国寄给我的美元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用于我在中国从事收集情报的经费”；逼我承认“是美国在中国的卧底记者、是湖北法轮功站长；逼我承认故意破坏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名誉，阻止薄熙来进十八大；逼我承认贿赂胡锦涛及令计划等。逼我签字被拒绝，不按照他们的指令读、写，就施以各种凳子砸，手打脚踹等各种酷刑。（酷刑视频，在谷歌网等多家国际媒体能看到）。 在我被关押期间，湖北省高级法院、武汉市中级法院、硚口区法院熊义德、硚口区法院执行厅厅长、武汉市司法局、江汉区司法局等法官，前来北京，对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预审总队行贿。熊义德当着我的面，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办公区给朱赤军等3人，每人一捆现金。 我因《京丰捡刑诉【2012】0297号起诉书》被判刑入狱19个月，在狱中戴手铐脚镣有10个月之久。我从出狱的当天(2013年1月5日）就开始申诉、控告、申请再审。在此期间，傅政华直接指挥北京的公检法不接受我的申诉、控告、申请再审（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口出狂言：“你去让傅政华来，我就立案；王岐山、习某某都没用，王小洪更扯淡！”），并指挥授意公安人员和检查官，把在法院的原始卷宗以“借”的名义拿出不还。在我申诉、控告的过程中，他指使公检法人员对我进行多次恐吓和关押。 （关于 李南：2011年前，我在北京南站最高人民法院附近结识了李南，他自称是湖北驻京办的接访人员。2011年春节过后不久，李南给了我一张相机内存卡，说里面有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同志的家庭住址，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同志的家庭住址以及习姓领导人的家庭住址照片和详细车牌号，教唆我去堵这些人的车，时间、地点他提供，召集人我提供。并跟我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将于某月某日在清华大学进行演讲，让我组织上访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上访，说这是他们领导傅政华的意思，如果我积极配合，领导有了政绩将来得到提拔，会把我的案子全给解决，被我当场拒绝了。） 2、因“诽谤罪”遭羁押 2013年1月5日，在我刑满释放后，我把被酷刑折磨的真相告诉了媒体，而傅政华指令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于2013年3月6日，直接将我关押到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并于2013年3月29日以“徐崇阳诽谤北京市公安局”为由，《发出询问通知书》（京公丰预询通字[2013]000235号），2013年4月12日，以“徐崇阳涉嫌诽谤罪证据不足，涉嫌重婚罪无逮捕必要”为由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决定书》（京公丰预取保字[2013]000396号）。共计被非法关押38天。 2014年，我在丰台公安分局上访过程中，不止一次听工作人员说：“王小洪局长管不了我们，他就是个摆设，我们听政治部主任的！我们政治部主任是傅老板一手提拔起来的！别看傅老板不在市局了，天下照样是我们的！你他妈的，告到哪里都没用，注定都是让你输！你他妈的还不赶快认罪！，就是个傻*！” 3、从2011年4月20日至今，我长期被无故羁押、殴打、监视、跟踪，被限制人身自由 2014年1月17日上午9点多，我一个人拄著拐杖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咨询中心咨询法律问题，刚走出八宝山地铁南出口，被自称是八宝山派出所警号043943、043813的警察等七八人拦住，说我是记者，要检查我身份证。还强行搜查翻看我携带的书包，在没看到任何违法的东西后，那几个人（其中有一个30多岁的女警和一男司机同行）就强行将我押上警车，开到石景山分局八宝山派出所。一个着便衣的男人，1.68米左右和一个约30多岁1.7米以上穿警服的人，和之前那两个警察一起，把我架进派出所。我跟他们说，请依法出具搜查、抓捕我的法律手续，他们不给。我说，你们该查的都查了，没事我走了。当我走出二十多米，派出所所长指挥说，把他抓回来。于是五六个人拖架我回派出所，所长说：“你还诬告我们总头局长，你告我们总头告我们同事就是反党、诬告、神经病，把你判刑，关你一辈子，看你还告不告，打他！”一个穿便服1.8米高的人上来就扇了我一个耳光。我说为什么打我，所长说：“打你，我可以升官。”接着他们就把我拖架到审讯室，把我按坐在铁凳上开始殴打。由于被殴打，我胸口痛得厉害，背后出汗，吐了三次，我跟所长说我犯心脏病了，要求去医院看急诊，所长说我是装的，我请求他们帮我叫急救车，但等了1个多小时也没来。后来还是我自己拨打120求救，急救车10多分钟到了。在审讯室，120的医生当着所长面在给我做了心电图、量血压、测脉搏，心跳130次，血压160／100。所长问急救医生，我心脏病是真的假的，急救医生说仪器在这里，上面的数据不会造假。12点半左右，120急救车将我救助到航天总医院（711医院），路上一直吸氧、打急救针。后在该院急诊室继续吸氧、吊水等治疗，到晚上才让我回去。诊断结果是极度心动过速、突发心脏病。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 2014年1月19日我从借住地，东高地梅源里9号楼下楼，楼外一个30多岁着便衣男子拦住我不让出去，不说任何理由，旁边的京HQ9820紫色面包车（东高地派出所的车）上还有三个人，附近有警车警察。因我56岁了，有心脏病，腰腿被打伤用拐，当时就我一个人，怕又被打和发心脏病，只好回房间。1月22日，我准备上街买大米，有一辆警车和四、五个警察监守在楼下，仍然不让我出楼门。直到2014年1月29日除夕，这伙人才撤离。后来才知道，这伙人是东高地派出所副所长于文京安排的，参与的警察有东高地派出所民警李泓涛、姜广胜、徐硕等。参与的警车有号京A7031警、京A8669警、京A2867警等。 从2014年1月19日早上直至2014年1月29日，北京公安局丰台东高地派出所对我滥用职权和非法拘禁，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不准我离开住处，非法跟踪和限制我人身自由11天。 4、被各级法院不公正对待 2014年3月4日我向丰台区法制办递交了复议申请。丰台区法制办只是在2014年3月4日在他们的办公室给我做了一份询问笔录，之后再无任何消息，复议石沉大海，区政府法制办对于我的复议申请没有任何答复。 2014年3月6日，我向石景山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赔偿相应损失，追究相应人员法律责任。石景山区政府没有向我做任何调查、核实，对于我要求调取的八宝山派出所民警办案录像的要求，答复没有调取，剥夺了我的知情权。我要求听证也不予理睬。 2014年5月12日石景山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石政复（2014）15号]中述，八宝山派出所民警对我“进行救助”，对于我的请求不予支持。事后我向石景山区政府多次提出要求依法查看复议卷宗，用我的手机打电话不接，换另外的电话打通后说没时间，遭到百般推脱、刁难。在我再三要求下，石景山区政府法制办终于同意阅卷。 2014年5月26日，我向石景山法院提请行政诉讼，但到2014年6月9日15时30分我到石景山法院询问时已过期仍没有立案。负责接待的王静法官答复说，已接到《起诉书》，你的行政诉讼牵扯到我们政法系统的领导，虽已过期但立案不立案领导要研究，何时立案等领导通知。 2014年5月29日，我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将2014年1月17日7时开始八宝山派出所民警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到2014年1月17日13点离开八宝山派出所的执法记录仪和监控录像的内容信息公开。石景山分局至今未答复。 2014年6月16日我到了石景山区政府后，负责办我案件的石景山区政府法制办张女士（约30多岁）只把卷宗向我晃了一下，不让我认真查看卷宗，说：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复印、不能抄录。结果就是我连原始卷宗都没有看到。 5、被以“香港占中”为由非法关押长达8个月。 2014年9月，我起诉北京市公安局违法抄家，非法关押。傅政华雇佣线人在庭审后诱骗我与之合影，以此作为我支持“香港占中”的依据。2014年10月2日，傅政华指挥北京市公安局和丰台区公安局抓我，酷刑逼供，强迫我承认出资2400万人民币，鼓动北京市民上街游行支持香港占中。我被关押在丰台区看守所长达8个月。而我没有参与过任何的占中活动。在关押期间，各种酷刑都尝遍。（媒体有报道为证）。关押审讯期间，一个刑警队长徐宁（音）的小胖个子曾对我说：“香港占中活动，傅政华曾指派我们一大帮人亲自参与，就是要蒙蔽习某某那个傻*，就是要搞臭他，然后嫁祸于你！” 就在同一次审讯过程中，有一位工作人员指著另一个男子，他们称呼他傅老三，说，“看到了吗，他是傅政华的亲弟弟，别说监视你，我们连王小洪、王岐山、习某某都敢监控，你算个屁！让你去堵他们的车，你还不去，我们就是要收拾你，整死你！我们就是要向外界宣布，是习某某下令抓捕你，整死你，搞臭他！我们傅政华局长马上就要升任政法委书记了，天下马上就是我们的了，你告到哪里都会输，我们就是要湖北和北京都错判你，整死你，收走你的全部财产！” 补充有关北京市公安局张翔，酷刑逼供中，张翔说，“我们办案，有傅政华局长直接指挥，我们办了错案、假案都不怕，有傅老板兜底。习某某、胡锦涛根本就管不了我们！天下将来是我们的，你告到哪里都没用！你就是个傻*！” 在多年维权的时间里，我曾被秘密关押30多次。我的住处长期被监视、每次出门我都会被跟踪，公安人员还多次在无任何法律手续的前提下，进我家随意查抄物品，不开收据。（有公安人员进出我家，拿走东西的视频为证）在查抄物品的同时，还销毁了家中监控记录（以上视频来源于家中连网的美国纽约同步视频监控记录）。 湖北访民胡某（女），曾到北京看望我，但离开时被傅政华指使的监控人员跟踪，并被强行带到河北境内，还多次被这些人员强奸（有被害人胡某的讲话视频为证）。 二、抢夺证据和财产 1、2011年4月20日傅政华指使其亲信，在中国政法大学家属楼，拿走武汉市硚口区马家上巷13号的监控录像带、证据及74万元购买的非典纪念版票、汶川地震纪念版票、奥运五角形特型邮票、神七纪念版票、狗套票、狗版邮票，1960年1角红色版本的人民币百张（现市价每张7-8千元）。拿走以上这些财物无法律手续，至今未还，现价值1亿多元。 2、2011年6月6日，在我去医院看病的路上，再次被抓，拿走了我随身携带的1万欧元，4700美金（无法律手续，没有归还）。 3、2013年3月6日，在首都医科大学宿舍，拿走了武汉市硚口区马家上巷13号的监控录像光盘、证据，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壹元黄金、白银纪念币各1枚（仅银币拍卖价格74万美金），1953年五圆版的人民币十多张、笔记本电脑1台等7-8大包物品（其它物品我回忆不起来，目前只有笔记本电脑归还给我）。 4、2014年10月20日从北京丰台区东高地梅园里9栋23号拿走武汉市硚口区马家上巷13号的监控录像带及相关诉讼原始证据（至此武汉市硚口区马家上巷13号的监控录像全部被他们拿走），还拿走了吴冠中齐白石等名人字画、白犀牛角的佛珠1串（市场价每克2万元）、摄像机等财物。2014年10月20日室内有监控（在美国家里有远程监控录像），他们空手进屋，拿走一背包东西。 三、傅政华直接参与、指使人迫害我的原因是，我在武汉的一些官司，涉及到湖北省、武汉市及硚口区三级司法人员违法涉案及原武汉市保密局局长马小援（现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胞弟）。 1、虚构（1996）硚执裁字第268号《裁定书》，侵占我房产，瓜分室内巨额财产 1998年，何建辉与武汉市黄陂县滠口刘集硚口汽车修配厂（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徐作斌）签订的是《承包大巴车客运合同》（有证据附后），而省、市、区三级法院都以口头报废车辆买卖纠纷进行的民事判决。在虚构枉法的判决书生效后，败诉方武汉市黄陂县滠口刘集硚口汽车修配厂（集体企业）将全部执行款上交给了硚口区法院执行庭，有交款执行凭证，抄家中被抄走，原始卷宗被销毁。此案在2013年我上访过程中，开始有傅政华及北京公检法大力参与。 在案件中，败诉方武汉市黄陂县滠口刘集硚口汽车修配厂是案件的执行主体，败诉方已经上交了被执行款，此案应该终结。但省、市、区三级法院无视法律，在无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与本案无任何法律关系的我的房屋财产，强制执行给了何建辉。且在没有通知我和乔丽，在我家中无人的情况下，于1998年6月26日将我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马家上巷13号房屋的动产及不动产进行了强制执行。从我的家中，拿走我如下财产：金戒指若干，白色和田玉手镯一对，黄金麻将牌一副，金色子一对，古代铜装饰海南黄花梨箱子，内装有袁大头银元半箱子，皇宫金丝古服装四件，鸡血石手镯一对、田黄石手镯一对、金项链若干、小叶紫檀八仙桌1个、小叶紫檀仿古方凳8个，小叶紫檀仿古桌子1个、海南黄花梨仿古桌子1个、海南黄花梨仿古摇椅1个、古瓷器餐具2套、古帽子带有古花金丝、各种古珍贵首饰。海南黄花梨的大门、小叶紫檀和海南黄花梨6个窗及框架、小叶紫檀和海南黄花梨8个门及框架。上述财产价值连城。并将被判还给被告的01—39454号中巴客运车1辆拿走，客运证、客运线路证、营运手续齐备、保险齐备。拿走我巨额财产的实际情况被家中的监控录了像。经过4次的抄家抢夺（在前边：二、抢夺证据和财产里有叙述），武汉市硚口区马家上巷13号的监控录像全部被他们拿走。 经过我长达20余年的维权，2015年，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1509号判定武汉市桥口区硚口区马家上巷13号房屋归属我；我在申请国家赔偿时，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国家赔偿决定书》（2016）鄂0104法赔第00001号，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家赔偿判决书》（2017）鄂01委赔2号，以我不适合，没有主张权利为由，裁定不赔偿。 2017年我向湖北省高院申诉，2017年7月31日高院收取我的诉讼材料，至今未立案。而事实是，（1996）硚执裁字第268号《裁定书》相关案件卷宗已被湖北省高级法院以借阅为由销毁，因涉及巨额财产的赔偿及相关司法人员违法，傅政华后来直接参与审讯过程中，多次严刑逼供，逼迫我承认伪造了这些文书，我均没有承认。 2、武汉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用武汉信发综合商社虚假主体，与我签订合同；法院明知武汉信发综合商社主体已不存在，还立案判决；武汉信发综合商社，假借国家领导人马凯名义，签署《保密协议》，阻止我上诉，侵吞我几亿的巨额财产。（武汉信用风险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小援是现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胞弟） 2002年初，我们夫妻二人在武汉市武昌区成立金涛美食有限公司，从事餐饮业务。期间认识了武汉市政府计划委员会某处处长刘刚。2002年3月份，刘刚找到我，推荐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发公司）与金涛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在双方交流过程中，刘刚获知我有祖传的巨额财产：猪嘴牛角61.3克拉天然钻石（文物级，价值数亿元人民币）、十几幅名人字画及213版1980年“生肖猴”邮票（每版80枚，现每版市价100万元）。 当刘刚得知我有上述巨额实物资产后，便极力劝说我在信发公司投保，刘称，信发公司是武汉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创办的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股占全部股份的60％），是经过国家批准，经营投资、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的国内最早从事信用产业开发的专业化公司之一，是首家通过工S0900l质量管理体系国际国内双重认证的知名企业。我当时没有同意，刘刚伙同水果湖派出所、城管、工商局等部门，以湖北金涛美食有限公司的空调污染空气为由，每天对金涛美食公司罚款2000元。并拿着市计划委员会等部门授权的红头文件，提出对金涛美食公司不罚款的条件就是买他们的设备，在他那投保。我于2002年6月30日，被迫与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签订财产保险综合保险单，并在信发综合商社购买设备。 分期付款购物合同约定由“信发公司”向我公司提供价值95676.55元的电器一批，费用分24期付清。我当即表示完全可以一次付清，不需要分期付款，信发公司强称，分期付款是为了完成政府经济计划任务，必须按此执行。首付款28702元，每月付款2911.94元。 财产保险综合保险单在保险合同中双方约定：“信发公司”为我夫妇的所有财产（巨额私人财产及公司固定资产）做了保险，并签订保险实物封存协议。根据协议要求，将我祖传的巨额财产：猪嘴牛角61.3克拉天然钻石（价值数亿元人民币，文物级）、十几幅名人字画（价值亿元）及213多版1980年“生肖猴”邮票（每版80枚，现每版市价100万元）封存在我餐饮公司办公室的保险柜内，并在保险柜抽屉外加贴封条，保险合同还约定到期或确需要解封时，必需由合同双方共同到场解封。 刘刚等人通过强迫我签订“财产保险合同”将我们的巨额财产控制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又通过强迫签订“分期付款合同”企图以我届时不能及时还款为由，通过貌似合法的诉前财产保全形式将巨额财产抢走。 2003年1月20日上午8时，由一批身着法官、公安、武警服装人员，以及信发公司工作人员共计20多人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到我公司（我本人当时没在公司），事后了解到为首的是武汉市江岸区法院法官郭巍、信发公司经理刘刚、张磊、律师袁中强。20多人一齐动手，将店内全部财物包括装有收藏的天然钻石和名人字画及80年猴票等财物的保险柜、古英镑金币20多枚、黄花梨木器和桌子、邓肯（湖北省政协主席）7幅字画珍品、4根金条、多种世界各国古币400多枚装到2辆大货车上呼啸而去。 有目击证人，证实以上事实。但当时法院，非但没有出具任何执行裁定书和执行清单，而且还强迫在场的我公司股东潘洁在三张空白纸上签字。（以后在法庭上才找到这张签了名的纸，只不过上面只补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财物，而对那个装有巨额财产的保险箱却没有任何记载。）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报警，公安局以经济纠纷为由拒绝出警!随后，我到江岸区法院就这一行为讨说法，法院回答没有此事!我又到其他法院查询，均答复没有到金涛公司执行过。后经多方探听，才被江岸区法院告知：“这些人员有司法手续，属合法行为，但他们不承认搜走装有巨额财产的保险柜。” 至此我才如梦初醒，中了“信发公司”刘刚等人圈套：他们依靠武汉市政府的权势，并打着政府的旗号，勾结武汉市政府机关、司法机关设置陷阱，威逼利诱将我一步步引入精心设置的圈套，最终以人民法院之手将我的巨额财产据为己有!我四处报案，反映情况，但武汉市公安局、检察院都拒绝立案，武汉市政府也拒绝处理。 事后2003年3月，“信发公司”才向江岸区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书》，2003年3月14日向江岸区法院提请《民事诉状》。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为了遮盖违法抢劫事实，伙同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虚构判决等一系列法律文书。尽管这样，我还是于2003年10月13日，支付了法院（2003）岸经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款项，给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并在法庭调节下，我与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由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负责于2003年10月20日之前，将拿走财产全部返还给我，如果到期不能返还全部财产，则从10月20日起，每天支付我5000元违约金，违约金支付到财产全部返还之日止。 因为没有返还财产，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又以马凯竞选国家领导人，需要我这些财产作为运作资金为由，与我签订《保密合同》，许诺给我价值10个亿的项目。签此保密合同的目的，以国家领导人马凯名义，侵吞我巨额财产，欺骗、稳住我不要上告。 在接下来的这些年时间里，由于我对法律知识的欠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起民事案件是刘刚等人为转移我的视线而故意炮制的。从此，我就陷入长时间的诉讼当中，在此期间受尽了法院的刁难和折磨，诉讼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在万般无奈之际，我就开始了漫长而辛酸的信访之路。几年下来，武汉市有关部门将我视为洪水猛兽，先后给我戴上“精神病”、“法轮功分子”的帽子，在傅政华的指使下，被湖北及北京公检法多次秘密关押、暴力灌辣椒水和胡椒水，被殴打成疾，强迫威逼签约各种文书，对我的行踪进行监视。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长时间以来我不敢回武汉，只能在北京流浪，居无定所，衣食无著。 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在2002年4月26日已经更名为：武汉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与我签定合同，及后来的法律诉讼、判决，该武汉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1、 用虚构主体与我签保险合同、购买设备合同 2、 用虚构主体在法院进行虚构诉讼、虚构、捏造判决，而法院竟然受理、判决 3、 用虚构主体跟我签保密合同 4、 盗用国家领导人马凯名义，损害国家、政府形象 与我签订的有关法律文书有： 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3）岸经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江岸区（2005）岸民商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武民商再中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岸价鉴字（2005）第103号《投价鉴定结论书》、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合同2005岸司鉴字第19号、武汉市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财产申请保全书》、岸执经字第131-1号、武检民行抗（2004）27号、岸民商抗字第2号、（2005）岸民商再字第2号、（2005）武民商再终字第30号、 （2005）岸民商再重字第1号、（2006）武民商再终字第50号，武汉市信发综合商社有限公司《民事诉讼状》以及《保险合同》、《保险清单》等文书 3、炮制虚假公证《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2005）江民证字第737号公证书》，侵吞我的房产和巨额财产 徐崇汉和徐崇均，贿赂7名武汉市政法委官员和武汉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等，将武汉市江汉区复兴村251号院落内房屋，一栋以低于市场价卖给7名官员个人；另一栋又高价卖给武汉市公安局下属的保安公司，官员又索取了大量回扣。 徐崇汉和徐崇均在办理假公证之前给予武汉市司法局杨副局长、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原高主任（05年任期）各20万元人民币，办理《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2005）江民证字第737号公证书》虚假公证，侵吞我复兴村251号房屋（占地面积122.72平米，建筑面积568.04平米，另外有120平米的厂房），我房屋内有2方3吨海南老油黑黄花梨原木、郑板桥、袁世凯珍品画作等价值连城的收藏品，犀牛角碗20个，这些也都被他们利用这一虚假公证侵吞。他们合伙违法造假，是有巨额的利益瓜分。 真实情况是： 原武汉市江汉区复兴村251号房产系我出资所建，登记在杨远华名下。1998年3月20日，杨远华和黄陂硚口汽修厂与我签定“借款协议”，向我借款30万元。在该借款协议上特别约定借款人如果两年内未偿还我的借款，则杨远华名下位于江汉区复兴村251号该房产所拥有的产权全部归我所有。至两年约定期限，即2000年3月21日该借款分文未还（至今也分文未还），至此，按照上述“借款协议”，复兴村251号的房产应全部归属于我。 2017年9月11日我到江汉区法院查询证据材料，竟然发现早在2004年6月1日，杨远华、徐作斌竟然背信弃义与徐崇钧又伪造了一份《协议书》，将约定给我的上述房产又不附带任何条件地赠予给了徐崇钧。然而徐崇钧不知何故并未办理接受赠予的手续，却在杨远华2005年2月17日去世后，他们与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相互勾结，在2005年5月18日申请公证，在申请公证的当天，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就为其出具了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2005）江民证字第737号公证书。通过这份虚假公证，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将杨远华名下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复兴村251号房产非法公证给了第三人徐崇钧，给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该公证行为十分粗糙、臆断与拙劣，有以下严重违法事实: 江汉区公证处2005江民证字第737号公证书，不尊重事实，也严重违反公证程序，并且我提出了足以推翻该公证书的证据，而法院在审判时不作为证据采信。 （1）该公证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伪造了我《放弃继承权声明》（只有伪造签名没有手印），签署时间为2005年5月15日，而徐作斌等人是5月18日提出的公证申请。在公证书办理期间，我在北京，不在武汉。有我在北京工作的证据公证书。 （2）公证书制作逻辑混乱粗糙，缺乏基本公证程序应有的严肃性、严谨性且主体错误违法。 ①被继承人杨远华的名字是不真实的。公证书上被继承人是杨运华，而杨远华从来没有叫过杨运华的名字。 ②被继承人杨远华死亡时间是不真实的。杨远华死亡时间是2005年2月19日，公证书上是2005年2月17日。公证书将杨远华提前2天死亡。 ③被继承人杨远华出生时间是不真实的。杨远华是1935年3月28日出生，公证书却是1935年3月27日。 ④被继承人杨远华住址是不真实的。被继承人生前住在复兴村251号，从未住过汉中街55号。武汉市硚口区也根本没有汉中街55号的住址。 （3）没有杨远华与徐作斌的夫妻关系证明，竟然将杨远华名下的复兴村251号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给徐作斌一半。我去相关部门查阅杨远华与徐作斌的夫妻关系档案，武汉市硚口区档案馆、武汉市硚口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政府汉中街办事处均出具的杨远华与徐作斌无婚姻关系的证据。事实是杨远华与徐作斌已于一九六九年离婚，离婚档案因其他案件已被武汉市硚口区法院法官销毁。 （4）公证只有部分合法继承人的调查笔录，而不是全部继承人调查笔录。 （5）公证员在做公证时，应做谈话笔录、录像及签字按手印，应送达公证书。这些程序公证处都没做，严重的违反了公证法程序。 （6）调查徐作斌、徐崇钧笔录时，徐作斌谎说：杨远华生前无遗嘱。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实际是：1998年3月20日杨远华、徐作斌与乔丽、我签署的《借款协议》明确：“房屋是乔丽、徐崇阳出资建造”、“借款人在世时，不得修改武汉市江汉区复兴村251号房屋继承人。借款人在世时和去世后，不得由其他五子继承，指定由乔丽、徐崇阳继承”“借款人杨远华、徐作斌俩人都去世后，乔丽、徐崇阳再履行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的100%产权确权继承，凭此借款协议办理产权确权继承过户相关手续”。“此借款协议终生有效，直至乔丽、徐崇阳共同办理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确权特别约定继承过户手续完毕后为止”。 《借款协议》中，提到有继承约定，且终生有效，应视为杨远华的生前遗嘱。 （7）公证卷宗都显示是在公证处办理的公证。而证人徐作斌、徐崇钧、徐水莲、徐婉珠等人，在法庭、及司法局对我“虚假捏造公证书的投诉控告书”的回复文书中，都说是公证员来武汉市江汉区复兴村251号房屋内，给我办理的公证。 （8）按该公证书事项，徐作斌为放弃继承。但在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局档案室查询的《产权登记信息查询》，显示：徐作斌以42.6万元把复兴村251号房屋卖给了徐崇钧，合同日期2005年5月11日，成交日期2005年6月10日，存在房屋买卖交易。武汉市江汉区住房保障局，在明知道徐作斌放弃继承的前提下，还给办理了房屋买卖交易。（2013年6月19日，江汉区住房保障局提供有（2005）江民证字第737号公证书，说明江汉区住房保障局已经收到徐作斌放弃继承的公证书） 由此，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2005）江民证字第737号公证书，无论从主体和程序上，都出现严重的违法，没有事实的真实性，此公证书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严重侵害了我和乔丽的合法权益。 四、我在维权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碍 1、2012年年底，我从国家司法部门得到此公证的信息。于2013年1月5日后，先后找过省、市、区法院，省、市、区公安局，省、市、区侨办侨联、省、市、区公证协会等单位，并到公证协会、司法局取证，都不给公证材料，直至2017年11月16日，在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档案室拿到了737号公证书有关卷宗，才发现该公证漏洞百出。 2、我在向武汉市中星公证处、武汉市公证协会、武汉市司法局等单位提出诉求。2014年2月17日，武汉市司法局信访办公室给我的《回复》中说：“关于‘你请求做签名和指纹鉴定以查明真相’的问题，市公证协会经向原承办公证人员郑继军、相关知情人——你父亲徐作斌及你哥哥徐崇汉等了解情况，均证实你的确亲自参与办理了此项公证，因此协会认为你申请做签名和指纹鉴定没有必要”。 问题是：所取证的人员，都是制作虚假公证的参与者，从作假人口中能得到实情吗？拒绝申请人—我，提出的做签名和指纹鉴定以查明真相的请求，难道是公证协会怕暴露事实真相？司法局套用公证协会说法，公证协会套用公证处说法。我逐级反映的问题，最后都以公证处说法为准，没有进行实质性调查。 （1）原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被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市江汉区政府以司法改革的名义撤销，合并成立了中星公证处，中星公证处为逃避承担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有过错的责任，不肯提供公证书档案、不承认公证程序违法；公证协会、司法局一级级维护下属部门，都拒绝对737号公证书的鉴定，相关部门都不肯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2）武汉市政府在《不予赔偿决定书》中，答复我，“司法公证机构改革是遵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0]53号）及《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的精神，作出的武汉市司法公证体制改革，于申请人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司法机关，把造成权益人利益受损的责任推向公证体制改革使得我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我认为： ①武汉市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是政府机构，它的工作是政府行为。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在2007年武汉市公证体制改革前，是代表政府行使公证权的，2005年所做的公证属于政府行为，并涉案的有多个官员。如：现任武汉市司法局杨副局长参与了虚假公证，又向共同涉案人取证，认定他们的共同犯罪的一切程序合法。事实是，武汉市司法局有7名领导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低价购买了复兴村251号中的另外一栋楼，每人一个单元。（在江汉区房地局有房屋买卖交易手续凭证）。 ②本应由武汉市江汉区司法局作出撤销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决定，而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市江汉区政府以司法改革的名义共同越位、混乱、错误、违法行使了政府职责，撤销了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应当承担越位、混乱、错误、违法行政的责任。 ③武汉市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被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市江汉区政府共同撤销，其财产和收益利润归属了武汉市政府所有，所以，武汉市政府也应同时承担江汉区司法局公证处违法的赔偿义务。没有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道理。我拥护政府的所有改革，但公证体制改革不能以侵害公民的利益为代价。 ④武汉市政府应该承担武汉市江汉区司法局政府公证处利用虚假公证违法行为产生的行政赔偿责任、民事、刑事责任。 ⑤司法局、公证处、徐崇钧、徐作斌等合伙做假公证，是因为复兴村251号房屋归我所有，占地面积122.72平米，建筑面积568.04平米，另外有120平米的厂房，且房屋内有2方3吨老油黑海南黄花梨原木、郑板桥、袁世凯珍品画作等收藏品，价值连城。这些都被他们利用这一虚假公证侵吞。他们合伙违法造假，是有巨额的利益瓜分。 我向公安部、湖北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房屋辖区公安局、户籍辖区公安局、四级检察院检举控告职务犯罪，上述单位均不受理，被迫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递交刑事附带民事自诉，因乔丽是美国公民，我是侨民，应该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请，武汉市中级法院却不予立案。 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武汉市汉江区公证处是行政机关，在被撤销后，其诉讼主体依法是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2005）江民证字第737号公证书制作的时间是2005年5月，法院在适用时应当适用当时的公证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而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规定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关，接受司法行政机关领导。 2007年10月25日武汉市司法局向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出一份《市司法局关于我市公证机构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报告，2007年11月6武汉市人民政府以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作出了武政办[2007]164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司法局关于我市公证机构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在该《通知》上已经同意武汉市司法局的《市司法局关于我市公证机构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证明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与了撤销武汉市江汉区公证处的工作，应该是共同被告。 在该《实施意见》里证明原“武汉市汉江区公证处”原来不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撤销、合并、改制后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由武汉市司法局直接管理。 在该《实施意见》里证明原“武汉市汉江区公证处”的编制属于政法行政专项编制。原“武汉市汉江区公证处”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该原公证处属于行政机关，该原公证处的资产由武汉市司法局进行资产处置等等。 ⑥一、二审法院严重违反行政诉讼程序。一、二审法院都适用普通程序，通过合议庭审理本案，但都未开庭审理，就制作裁定书发给再审申请人。这严重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在后来的737号公证书维权过程中，傅政华亲自做保护。我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没有经过法律庭审，被告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就给出了《行政裁定书》（2017）鄂01行初724号，《行政裁定书》（2018）鄂行终501号，作出了公证处不是行政行为的判决，并指出可以进行民事诉讼，而在民事诉讼中，对我提供的盖有相关部门公章的证据不予采纳，判定我败诉。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01民初2314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关于737公证书的后续牵扯案件737公证书涉及的原地址，在错判之后，由湖北省及武汉市公、检、法及当地银行多位高级官员参股（暗股），傅政华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湖北省原政法委书记吴永文等均参与，以峰源大酒店的名义贷款盖楼，从事卖淫嫖娼（我有证据）。湖北省公安局在当地设有安全检查站，为其提供暗哨与保护（我有证据）。这是一起多位国家政府高官，集体贪污腐化，运用手里的特权，狼狈为奸，虚构多份法律文书，大肆倾吞国有财产及本属于我的个人财产，肆意践踏中国法律，性质及其恶劣的民事案件。祈盼领导们详查，一查到底，为民伸冤！ 各级政府职员和执法人员代表国家公权和法律，本应维护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而公权和法律捏在某些人手上，成为他们谋取私利、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公民的正当权益、社会公共道德被肆意践踏！政府和执法人员带头破坏法律，破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环境，做事如此没有底线，何以立国？如何取信于民？！ 另外，我的手机长期被窃听，经常面对面打不通。并长期被人监视跟踪，也发生过在街头无故脑袋被打开花、被蒙头套、被乙醚类药物失去知觉……，生命安全根本没有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何来的社会和谐？人民何以安居？尊敬的各位领导，尽管维权的20年来，我受尽了身体与精神上屈辱与折磨，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我一直坚信政府、相信法制！希望能得到做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最基本尊严！守得云开见月明！盼望在您们的帮助下，解除对我的迫害，公正的司法结果早日落实在我身上！作为一个耋耄之年的中国老人，我能此生无憾！ 实名举报人：徐崇阳叩首 2019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