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说：“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
【人民报消息】为世代传颂的“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无与伦比。究其因，则是因为唐太宗的圣德所为。以下几则贞观初期的故事栩栩如生的将一个为民而忧而思的具成汤王之德的君王呈献在我们面前。 贞观二年，唐朝京城附近闹蝗虫。有一天，唐太宗进入禁苑中，看到蝗虫，就拈起几只，祷告说：“人民靠谷物活命，你却吃掉庄稼，如今我宁愿让你吃我的肺肠。”就想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劝他说：“这种坏东西吃下去会生病的。”他说：“我愿意代人民受灾，还怕什么疾病呢？”还是把它们吞下肚去。据说这一年虽有蝗虫，却没有成灾。 贞观二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下令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还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秦王李世民继位后，秦王府有一些人抱怨侍奉秦王这么多年还没有升官。太宗对他们说：“皇帝只能以大公无私折服于天下，我和你们的衣食都取之于民众，设置官职并选择贤良之人做官也是为了民众，不管贤良与否就让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么能行呢？” 太宗对一些官员受贿的情形十分忧虑，秘密派人假扮行贿者试探这些人，有一个司门令史接受一匹绢，太宗打算杀了这个受贿的官员。 民部尚书裴矩劝阻说：“做官受贿，确实犯了死罪。但是陛下派人行贿，设法使人落入法网，也不符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 太宗听后很高兴，告诉文武百官：“裴矩做官能够据理力争，不因为在皇帝面前就惟命是从。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何必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呢？”。 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 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太宗有一天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和我比怎么样？”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勤于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员一起讨论朝政，吃饭的时候都是卫士送饭。他虽然性情算不上仁厚，也是一个勤勉的皇帝。” 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很多事不明白却总想搞清楚。不明白就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总想搞清楚就必然多疑。什么事情都自己决断，而不依靠群臣。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累死了也不会什么都料理好。群臣了解隋文帝的习惯，就等现成的，虽然心里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不敢进谏，所以隋朝两代就灭亡了。” “而我不是这么做，我把天下的人才找出来授予其官职，让他们处理天下的事，我来听取报告，办得好就奖赏，办得不好就惩罚，谁会不尽心尽力呢？这样就不会担心天下治理不好了。” 有一次，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的事，有人主张制定严酷的法律。太宗说：“民众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官吏贪婪，加上自己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上廉耻了。我应当节省费用、减少赋税和奢靡，选择廉洁的官员，这样民众衣食有余，就不会当盗贼了，何必用严酷的法律呢？”几年之后，天下出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局面。 在民间选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地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 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后来戴胄几次直言进谏，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 太宗问王珪：“近代治国者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珪说：“汉代崇尚儒家学说，民风纯厚；近代轻视儒学、重视法律，所以国家就越来越衰败。”太宗表示同意这种说法。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人家贿赂的绢，太宗知道后说：“顺德这样的人才如果对国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国家的财富，他何必这样贪恋财物呢！”太宗爱惜他有功于国家，没有治罪，并且赏赐他数十匹绢。 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反法律接受财物，本来不应该免罪，为什么又赏赐他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接受赏赐比遭受刑罚还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与禽兽无异，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太宗在位的时候，突厥经常进犯唐朝边境。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马死亡甚多，民饥畜瘦，群臣劝太宗借机进攻突厥。太宗说：“我和人家刚结盟就背弃盟约，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灾的时候谋取好处，这是不仁爱；乘人家在危难的时候取得胜利，也不是正当的武装行动。即使突厥各个部落都叛乱了，牲畜一只不剩，我也不进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讨伐它。” 太宗对左右说：“皇帝依赖于国家，国家依赖于人民。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就等于割下自己的肉填饱肚子，吃饱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国家也灭亡了。所以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我常常这样想，因此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资料来源：《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和一百九十三卷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