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著作。

【人民报消息】《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著作。 《群书治要》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历经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目的在于寻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用《治要》作为书名。 亡佚千年 重现中土 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至宋初已失传。非常幸运的是，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 根据日本人细井德民为《群书治要》写的「考例」中谈到，「慎重考察我国（指日本）历史，承和、贞观年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干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御前屡次讲解此书，距离现在几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东土。 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书成的由来 魏征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而青史留名。魏征在《群书治要》序言中，阐述了《群书治要》书成的由来。 魏征在序言中写道，「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 「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 「圣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群书治要》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原本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 《群书治要》蕴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炼得以广泛弘扬，求道访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计教派。归正儒学，遵崇道家。这在《群书治要》的摘选内容上可以体现出来。 名传海外 影响深远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重视。根据日本岛田翰着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任然「与大臣共研读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公元1305年），《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写道，「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 林信敬还提到，《群书治要》首先让我们明白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诰、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 鉴览前古 贻厥孙谋 魏征认为《群书治要》不同于以往的《皇览》诸书，它汇集了全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选录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 魏征对《群书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 大意是，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现今事情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鉴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够自然快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广大的功业，如同天地一样恒久地守持正道而为人们观仰，让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唐太宗赞《群书治要》 唐太宗在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写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群书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群书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