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刊《记忆》第76期中记录了这段经历。知情者说，我和这位朋友关系极熟极好，两人知根知底，可谓无话不说。1990年代我们还一起搞了个编辑部，在省城折腾几年。不过他这段经历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见一个人心里总存有一些不想言、不愿言或暂时不想示人的心事。
他说，朋友生于1965年，文革爆发，他才一岁。又过了两三年，他上幼儿园了。有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外面玩，闲得无聊，几个幼儿就用粉笔在墙上乱画。画来画去，结果不知怎么回事，就画出了一幅“反标”（“反动标语”或“反革命标语”的简称）。
当即惊动有关部门，派员立案侦查。时年几岁的朋友单独被带进一间屋子。几个大人开始很和气，还拿出糖果让他吃（显然有备而来，那时的糖果不是想买就能买到 的，均要票证）。在确认了哪些字是他写的以后，那几个大人就开始往朋友的父亲身上引，很和气问他，是不是家里大人（主要是其父）让他或教他写的？
朋友很小，百事懵懂，自然不会懂得这些事情的利害以及严重后果之类。不过，吃着糖果的他，还是有些本能感到，事情牵扯到家中大人恐怕不妥（也确实不是父亲 让他写那些他也弄不清真正含意、尚有些笔划不全的字的），就如实坚持说不是。那些“很和气”的叔叔伯伯渐渐变了脸，威吓、恐吓、怒骂、引诱，什么都使出来 了。还威胁要将他“关黑屋子”。朋友也哭，也闹，也害怕，但始终没松口，没有照那些大人说的话承认下来。
最后，因年岁实在太小，事情不了了之。发生这一切时，家中大人正“等他回家吃饭”，对此一无所知。再以后，知情了，才惊出一身冷汗，后怕不已。
朋友给我讲这些事时，心绪复杂中，还有点庆幸，自己在当时无知懵懂状态下，只凭本能坚持下来，咬牙保住了父亲。没弄出一番可能父子相揭相残的家庭惨剧出来。他才在以后几十年人生经历中，没背负那沉重的心灵十字架。
前些年，笔者在省城地摊上购到一本西北某省城内部版的“公安大事记”。其中记载，1960年代初期，连续两年时间，当地“反标”案，“作案者”的多数，竟是几岁到十几岁的“未成年犯”。连当地公安机关头头脑脑，都觉得如此弄下去，是个问题。
当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一份1970年2月11日 《通知》。该《通知》公布的“五十五名罪犯”材料中，其序列号第五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犯”朱章涛。其年48岁，出身“右派”，被“劳教”或“劳改”。《通知》上，其“罪状材料”如下：朱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 命干部，经常向邻居儿童灌输反动思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多次唆使两名儿童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1970年3月5日，这位被指认“教唆儿童写反标”的朱章涛，与遇罗克一起被当局处决。
仔细看过这份《通知》，才为那位诗人朋友及其父亲真正捏了一把汗。都是文革中的“儿童反标案”，都是在追查所谓的“幕后教唆者”。我那位朋友及其父亲，其时没因之家破人亡，真是万幸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