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一系列被赋予中国特色内涵的新名词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如：裸官、跑路、二奶、小三、官二代、富二代、资本外逃、热钱流出、携款潜逃、出境豪赌、地下钱庄、洗钱……无一不代表了中国最先进“逃”文化的前进方向，“逃出中国”似乎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裸官”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指那些配偶或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今年全国两会上，作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裸官”自然也引起了代表委员的热议。早在2006年9月，据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对陈良宇案件的调查报告指出：已查封涉嫌上海市、区局级党政、公安、政法领导干部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用匿名、假名、化名在本地7家银行开设的1,322个匿名账户，共计金额986亿人民币。其中，涉嫌陈良宇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匿名、假名、代名账户有53个，其中外币账户9个，共计金额2.74亿人民币。查封3家公司、9所住宅。陈良宇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机要员、警卫员等25本护照，其中17本是用代名、假名，另有19张全年通用到欧、澳等国的头等舱、商务舱机票。
近年来，如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其妻儿早已移民加拿大，自己一人在国内敛财更加肆无忌惮；又如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浙江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两人都是先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定居，自己在国内捞够了钱再潜逃出国。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2年《法治蓝皮书》调查数据表明：其一，38.9%的受调查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认同这一做法的公众占比只为34.2%；其二，在受调查的公职人员中，职务和地位越高的人，对“裸官”的认同度也越高（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科级人员认同的比例，分别为53.3%、53.4%、51.7%、49.6%）。以致中共不得不在公职人员中推行所谓的“政治忠诚度”。
今年3月国内媒体连续披露两起“跑路”事件，3月3日，“常熟第一美女老板”顾春芳因欠6亿元高利贷债务“跑路”。顾春芳失踪后，曾有去过新加坡的出入境记录，后又回到上海被抓获。2011年12月28日，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锋与其妻夏亚琴、父母、两个子女举家“出游”泰国。尔后，便毫无征兆地“失踪”了。由此，一桩涉及非法集资金额或达2亿元的银行行长举家外逃案才在“沉寂”了两个多月后，浮出水面。
据《法制日报》报：2011年，温州经济出现借贷危机。统计显示，一年多时间来，至少有10人因此自杀、200人出逃、284人被刑事拘留。另据报导，2011年4月，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三旗集团陈福财“跑路”，此后，温州老板“跑路”在八九月份进入高峰，“跑路”事件愈演愈烈，并引发蝴蝶效应，迅速扩散到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全国其他地区。
“跑路”的说法由来自于台湾地区，在闽南话中念作“走路”，泛指做了坏事而被警察通缉，或遇到危难（欠债）被黑道份子追杀或者被地下钱庄等追讨金钱，而连夜潜逃搬家，先闪避一阵子，也称“跑路”。但让“跑路”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并让世界瞩目的还是大陆温州人。已刮了近一年民企老板跑路风潮至今未绝，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资产泡沫的破裂，银行贷款的逾期，资金链的断裂、庞氏骗局的露陷，或许还会再度掀起新一轮的跑路潮。
据媒体报导，近年来，江浙一带每年出境豪赌的企业家，不下五万人。全国结伴出境豪赌的企业家和小老板，不下十五万。因豪赌而企业破产、锒铛入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企业家，在江浙沪每年就达二万以上。公安部曾粗略估计中国企业家因出境赌博流失资金至少在4千亿元以上，而更惊人的出境豪赌总数字，大致是6千亿元。另外一半，出境豪赌的2千亿，是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创造的。他们有着相同的
特点，一是公款赌博，或企业买单，绝少自己掏腰包；二是一掷千金，格外“敞亮大方”。官员们出境赌博，一是为了赌，二是为了嫖。因为每个赌场，都是“黄赌毒”聚集地。
自从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外资机构刮起了非正常撤离中国和抛售中资银行股的风潮。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外资行在2011年减持中资行H股的行为中，套现约1,554.98亿港元。多家银行被减持，中行被减持1次，工行2次，建行3次，农行3次，招行1次。在各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中美银、高盛、淡马锡的减持动作最大。中国国际收支余额（2010年为600亿美元）中的错误和遗漏表明，资本外逃的规模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今年来，由于国内外经济专家和机构由原来的普遍看好中国转为普遍看空中国，接下来或将有更多的外资战略投资者大撤退，抽逃资本，转移资产，或套现实行“胜利大逃亡”，或割肉实行“挥泪大甩卖”。“内外抽血”的结果，将最终导致中国大陆经济的大地震和中共的倒台。古往今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上述现象表明，中共不仅已经在国内失去了民心，而且在国际上也已经失去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