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一个人的生日乃至一个党的成立日都应该只有一个，而且清清楚楚，绝不会今天是这个明天再换成另一个。不过，《建党伟业》片尾字幕的错误，倒间接揭示出了中共的党庆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显而易见“七月一日”也并非是其真正的成立日，只不过是被确立的。
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第二年的11月7日，司马璐又吃到了几片肉，还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结合当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不难得出中共依旧依附于苏共的结论。
1938年，中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开始研究中共党史。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由王明兼任的，实际负责人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杨松。《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以及当时的中共党史教材都是由其主编的，可惜，这样一个对党“忠心耿耿”之人却在几年后死于延安整风运动。
研究党史，首先要确定中共的建党日。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的《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发刊词，原文有“1921年6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字样，后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将“6月”删去。即便参加了会议的毛泽东也并不知晓真正的开会日期，这岂不太令人奇怪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时与会人员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什么严肃的事情来加以记忆——谁能想到日后的中共能成了气候呢？如果不是这样，又如何解释一个在中共党史中如此重要的日子会消失在与会者的记忆中？
除了“6月说”，当时还有“7月说”。对此，中共内部讨论了很久，但并无结论。不过，关于中共建党的时间，延安的一些资料在一段时期内都是这样写的：1921年7月成立，没有日期。
不久，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周岁，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然而，资料显示，7月1日是中共的成立日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日期是7月23日。
据“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为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从“情杀案”推出中共的建党日，倒还真有些讽刺意味。是否这也预示着中共的建立就是与暴力结合的开端？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参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
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中共建党日期两次都说错了，但仍然没有人敢反驳他。迄今为止，中共党庆仍是7月1日，媒体在宣传时还会“恭祝党的生日”，因为那是毛定下的。在中共看来，否定毛就等于否定中共。
无疑，中共从其成立那天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和虚假，而此后谎言起家的中共的壮大、发展乃至整个统治期间，更是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谎言，欺骗着民众：抗战是假的，朝鲜战争“保家卫国”是假的，建立民主的国家是假的……可惜，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中共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当谎言被一个个彻底戳穿时，中共的下场还能如何呢？而中共的帮闲者们的“好心”有时却帮了倒忙，谁说《建党伟业》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