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不是移民國家，對外來人口控制一向很嚴。因二戰時期曾有不少德國反納粹人士逃亡他國政治避難，如前總理勃蘭特逃往挪威，愛因斯坦逃往美國，所以後來德國憲法對政治避難持寬容態度。
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成爲德國的第五大難民來源國。在德國沒有臺灣難民。
來海外淘金，想獲得身份的「中國打工難民」，都是一入境就「黑掉了」，給歐洲各國社會治安、勞動就業市場、衛生防疫等很多方面帶來麻煩，政府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也難以控制，德國的難民營多，收容的難民多，受到的衝擊較大。爲解決中國難民問題，歐盟曾專門研究商討對策。
爲不被遣返，很多打工難民會把護照等身份證件或銷燬或藏起來，然後編故事跟德國移民局周旋。對此，德國移民官員們一清二楚，所以他們獲准庇護的機會很小。困擾德國移民局的不僅是來自難民的謊話，而處理難民事務的中共官員也時常撒謊連篇。中共官方在遏制非法移民和遣返被拒難民問題上的不作爲、消極拖延，甚至陽奉陰違令德國移民局十分惱火。
中方在遣返難民上顯然興趣不大，在鑑別難民身份的關鍵環節上，揣着明白裝糊塗。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有選擇地同意遣送。送到北京機場的被拒難民，因不合口味，硬是不接收，又都被送回來。
德移民局處理難民案，需要覈查出難民國籍身份，這需要中國官方的協作配合。爲此，每年都有一批中共官員過來協助鑑別難民身份。打工難民說，他們怕德國警察，更怕過來審他們的中共警察。當初偷渡入境時即便用的是換了頭的假護照，也不難被中方查出真實身份。中共警察有辦法讓他們吐「真話」，包括讓同鄉朋友出賣他們。「可以說警察清楚我們個個的情況，只是想不想遣返我們回去的問題。」
德國移民局拿不到被拒難民身份證明時，就只能由中方說了算，誰是真，誰是假，遣返誰，遣返幾個，輕而易舉便可達到目的。
有難民講過他經歷的虛驚。鑑定他身份的中共官員取笑他：「你緊張什麼，這回又沒打算送你回去。你錢賺夠沒有？沒賺夠接着回去賺！記住得聽招呼，隨時能遣返你！」聽故事的人問：中國當官的讓你聽什麼招呼，說話怎麼這麼兇巴巴的？講故事的人支支吾吾說沒什麼。
來協助的中共官員對被拒難民的遣返雖然興趣不大，但是對遣返之外的一些事卻十分關注，包括向難民打探難民營裏尋求政治庇護人士的情況。政治難民住進難民營不久，便有私人電話被盜，大陸家人被騷擾的事發生。
2009年，德國巴伐利亞州議會反對黨提出，他們懷疑從中國來合作的那些鑑別難民身份的官員內有中共情報人員。
打工難民是靠打黑工掙錢，幹得辛苦，掙得很少。他們把點點滴滴的血汗錢積攢起來匯回家去。無論賺多賺少，不繳稅，不消費，把錢全都寄往中國。這對於中共當局，每年也是一筆不小的外匯收入。這也是中共當局對大量非法移民「睜隻眼，閉隻眼」的原因之一。
中共在打工難民裏，用遣返做威脅，用不遣返做誘餌，收買耳目，安插眼線，這在住有中國政治難民的難民營裏普遍存在。借遣返難民，佯裝來協助德國政府，趁機把觸角伸到海外，不失時機地搞海外滲透，這是中共的一貫做法。中共當局除了在經濟利益上不怕丟臉「佔便宜」外，在政治上還想獲取更多。
面對各方面的壓力，德國政府收緊難民政策，移民局採取強硬措施。爲查出身份，突查難民營、中餐館和以華人爲主的住所，尋找人口走私證據和沒被銷燬的護照等證件。
儘管如此，無論是被強制遣返的還是自願返回的難民，感謝德國政府的大有人在。有位福建大姐，四年前在難民營查出心臟病，醫院給她安裝了一個價值二萬歐元的心臟起搏器。去年她自願返回前，按規定做了一次體檢。醫生在她的診斷證明書後面還寫下了這樣的補充意見：鑑於起搏器電池爲8年的使用壽命，現在已耗電過半。如果患者病情惡化，耗電會更大，電池壽命將相應縮短。患者2～3年內需要更換電池，費用昂貴。請德國政府儘可能多地補助患者一些錢，以應付面臨的這一不可避免的手術費用。翻譯把醫生的這段文字翻譯給了福建大姐，翻譯和大姐都哭了。
而實際上，很多被拒難民厭惡、痛恨的倒是中共。浙江大哥去大使館辦返鄉證，窗口裏「臉難看，事難辦」，他把辦手續時必須簽字的一張「悔過書」複印後帶回來，在難民營裏傳看。悔過書大意說：因爲我欺騙了德國，給中國丟了臉，爲此悔過。難民們一邊念悔過書，一邊破口大罵：「悔過什麼？最後悔的就是讓共產黨成了咱的親爹孃！」難民們把中使館的「悔過書」改編成了各種段子演唱搞笑，看誰能把「親爹孃」挖苦、譏諷得最解氣，藉此倒倒自己滿肚子的冤和氣。
中國打工難民，爲養家餬口，爲給自己娶個媳婦，爲給孩子交上學費，爲給爹媽買藥治病，爲還債贖身……在外面東躲西藏，任人奴役宰割，一個個辛酸故事，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噩夢。他們像是被潑出去的贓水，又像是沒人要的棄兒，流浪在外，掙扎中給自己舔舐傷口。
「政府不願意讓我們回去，我們還有點兒利用價值」，他們知道自己被當作了「搖錢樹」。他們不知道自己這個「麻煩」，還被中共當局當作了和所在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他們中那些被脅迫充當國安線人的就更可悲了。海外「中國打工難民」的命運被捏在中共當局手裏，當作一張牌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