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幸的是，近些年來，揮霍着納稅人的財富、本應爲國民出入境提供方便服務的中共當局卻惡意阻撓合法公民正當出入自己的國門，尤其在護照與簽證上進行刁難的事件時有發生。對於走出國門的民衆，中共用統一「看管」護照等方式相要脅；更有甚者，用流氓手段與其它國家達成協議，在第三國簽證問題上做手腳，迫使出國的民衆無法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行動。
一個民衆本應擁有的最基本的權利，卻被中共利用來施展淫威、向世界炫耀其對中國民衆「到哪兒都逃不出我的手心」的流氓控制手段。
其實中共這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赤裸的醜陋宣誓，恰恰表明它對衆多國民努力尋求自由感到深深的無奈；也凸顯它對其邪惡政權倒臺的無時不刻的恐懼。
中共刁難國民出入境
就在兩天前的4月3日，中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在北京機場過海關時，被邊檢人員帶走。此前兩天，福州三網民案中的吳華英女士的女兒前往日本留學時也在當地機場被邊檢人員攔截。
如果人們沒有忘記，2010年10月，中共當局在機場攔截了應邀前往美國觀摩中期選舉的維權律師江天勇和李蘇濱。同年8月，北京學者莫之許在廈門機場前往日本參加同學聚會時，被阻止出境。7月，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負責人郭玉閃在前往歐洲參加會議時，在北京機場被阻止出境。中國獨立作家廖亦武則創下十四次被拒出境的記錄，直到2010年才第一次如願到德國參加柏林國際文學季活動。2010年2月，美國神韻國際藝術團二胡演奏家美旋的先生江峯想要赴美探親，在上海浦東機場已經通過安檢入口、但在登機前突遭國保綁架，被抓到「洗腦班」進行迫害。2009年，中共曾將上海居民馮正虎擋在日本機場長達數月之久。
除了非法阻撓國人正常出入境之外，中共也在護照上刁難中國民衆。2008年3月，王丹及其他十五名流亡海外的的中國異議人士發表公開信，要求北京依法恢復、延續或更換他們持有的中國護照。這封公開信署名的中國異議人士除了王丹之外，還有楊建利、胡平、郭羅基、陳一諮、吾爾開希、張偉國、劉剛、陳小平、吳仁華、劉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華、魏泉寶、王軍濤等。
另據統計，至少有100多位在世界各地18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被中共駐外使館剝奪了護照。一些法輪功學員回國奔喪的權利也被無情剝奪。2002年澳洲悉尼的法輪功學員芮駿女士準備赴上海探望患肺癌晚期、命在旦夕的母親，但中共悉尼領事館卻取消了原來發給她的入境簽證，理由是芮駿還在修煉法輪功。2005 年，旅居美國的法輪功學員王文怡女士父親突然去世，她於5月3日與19日兩度前往紐約中領館申請護照回國奔喪，但遭到無理拒絕。
這種刁難不只限於華人。2011年3月30號德國著名漢學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在申請中國入境簽證時遭到拒絕，無法陪同德國外長訪華；同樣，美國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自從1989年將方勵之帶入美國大使館避難後就被禁止再入境。
上述例子是屬於經媒體披露，在社會上曝光的；而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有多少這樣的例子，其間中共製造了多少人倫悲劇，並不爲人所知。這種流氓做法給當事人在工作、生活與學業上帶來諸多不便，同時也可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精神的傷害。這是對民衆權利的無理干涉，也是對國際公約的踐踏。
中共違反中國法律與國際公約
在現代社會里，一個人的國籍歸屬是與生俱來的。國籍權被國際公約所廣泛承認。1 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裏寫到：「人人有權享有國籍」，「任何人的國籍不得任意剝奪」。1961年的《減少無國籍狀態公約》第8條規定：「締約國不應剝奪個人國籍」。
據中國《國籍法》規定，除非中國公民加入外國國籍或者申請放棄中國國籍，中國任何機構無權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剝奪中國公民的國籍。
當一個國家的公民邁出國門的時候，護照就成了他們唯一可以證明自己國籍的合法證件。剝奪了護照，就等於剝奪了一個人的國籍與公民權利。如果國籍是一個公民神聖不可剝奪的權利，那麼護照同樣也是神聖不可剝奪的。爲本國公民提供合法護照，是一個政府的基本職責與義務。
根據國際通行的準則，不準入關的事例一般是針對刑事犯罪、恐怖活動或是流氓邪惡國家的政治組織首犯等。本國公民不存在不準回國的問題。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人人有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任何人進入其本國的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
但被中共欺壓的民衆，卻往往都是敢於直言之士，敢於捍衛自身權利者，或是善良的信仰追求者。他們不對國家安全構成任何威脅，也沒有任何違法行爲，他們只不過是在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但如前所述，中共駐外使館經常罔顧中國法律和國際公約，用吊銷、註銷或拒絕延護照，及拒發籤證等方法非法剝奪海外華人，包括著名的民運人士和法輪功學員的公民權和回國權。他們常常既不表明理由，也不說明法律依據。
中共在第三國簽證上耍流氓
中共用護照和簽證來試圖控制國民的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很多民衆辦護照時被無理要求交不煉法輪功的證明；身份公開的法輪功學員辦不了護照，已有護照的法輪功學員則被扣押護照，他們出來到了第三國，卻無法拿到去其他國家的簽證，被要求回大陸簽證；對於出國旅遊的人，要求強行把旅遊團成員的護照「統一管理」，其實就是變相扣押團員的護照；還有的海外民衆煉了法輪功，中領館就去威脅不讓他們親人出國，不讓他們本人回國等等。
更有甚者，中共爲了加強控制，與一些國家達成協議，禁止中國民衆在第三國直接獲得簽證。比如有的在美國的中國人，在美國期間到了第三國旅行，如果回美國的時候簽證過期，就不能在第三國續簽美國簽證，只能回中國辦理。
這樣的情況，其實並非出自西方國家對中國民衆的有意刁難，而是因爲它們顧及各自的利益而同意了中共這些無理要求。但這樣做的結果無異於對中共控制、迫害中國民衆推波助瀾，間接參與迫害中國國民，助長了中共的邪氣。
在中共的蠻橫無理之下，中國法律與國際公約賦予中國民衆的合法權利，就被生生剝奪。只要中國民衆還沒有加入外籍，或者加入外籍而仍想踏入中國的土地，他們就面臨中共的刁難。中共利用着中國人的故土情懷，利用中國這塊土地和市場，把黑手伸向世界各地。
儘管中共可能造出各種冠冕堂皇的說辭來爲自己的做法辯護，但一再發生的護照與簽證事件清晰的告訴人們，中共對護照與簽證的控制，完全不是正常的國家職能範圍的管理，更不是對民衆的服務，而是把護照簽證和出入境管理變成了政治控制和迫害的工具。
中共常常把拒籤的責任推到西方政府，但事實上，想控制中國民衆的、無理剝奪中國民衆權利的真正元兇，恰恰是中共。
「到哪兒都逃不出我的手心」背後是對倒臺的恐懼
那麼，中共爲什麼要冒天下大不韙，置國際協議而不顧，把這種剝奪民衆公民權與閉關鎖國的不入流做法赤裸裸展現在世界面前呢？在中共蠻橫的背後，到底是何種企圖？
其實，在中共粗暴剝奪護照與拒籤的背後，是一種深深的害怕。它害怕於失去對民衆的控制後自己要倒臺，害怕人們在外面自由了解真相後質疑和拋棄共產惡黨的理論，更害怕中國人走出國門後了解法輪功真相併修煉法輪功。
所以它要用護照與簽證來控制中國人是否可以出入國門，用護照與簽證來阻撓中國人了解真相，控制海外華人的思想與言行，用護照與簽證來要挾海外民衆聽令於中共。
這種神經質的恐懼，使得中共容不得半點放鬆控制。它把中國的民衆、把所有持不同觀點的人士當成了敵人，對任何不同觀點都如臨大敵，風聲鶴唳，像防賊一樣的防着百姓。
中共自己也心知肚明，他越控制，老百姓越討厭它，越想遠離它。自從中共在上世紀80年代爲了苟延殘喘不得已而打開國門後，中國民衆紛紛「用腳投票」就成爲一道中共無法抹煞的奇特景觀，這個「優良傳統」延續至今，成爲對中共鼓吹「崛起」的一個最大嘲諷。
然而中共這個充滿恐懼和心虛、毫無自信的邪惡政權，明知毫無用處，就是要處處製造「到哪兒都逃不出我的手心」這樣的恐怖氣氛，以求得一點安全感，以緩解它自身最深處的恐懼。
對中共的政治黑手說不
歷史經驗在告訴我們，專制政權試圖控制人們自由思想的努力終將化爲烏有。前共產主義集權國家一個個土崩瓦解，中共政權不會例外。但是，這個過程的到來卻取決於人們對專制勢力的回應。
如果人們細心觀察一下，會發現確實有些人在中共的高壓面前卻步。有異議人士對迫害噤聲，有學者記者對黑幕自律，也有僑團受中共威逼利誘損害隨中共指揮棒起舞，損害自由價值。但是，更多的中國民衆，海外華人，會對中共的野蠻做法感到厭惡和憤怒，它越那樣控制人，人們就越會遠離他。如果所有遭受中共用護照和簽證迫害的人都站出來揭露中共、所有正義的人們都起來發聲，中國民衆就能把屬於自己的最基本權利拿回來。
在海外，我們已經看到有正義的警察在制止中共特務迫害、命令中共特務交出護照的正面案例。我們也看到自由社會的政府部門在中共無理沒收本國公民護照的時候發出正義的聲音。
當年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時候，很多國家麻木不仁，採取了綏靖政策，最後釀成慘痛教訓。在歷史的今天，如果自由社會的政府默認中共踐踏國際公約，事實上也等於助紂爲虐，配合中共迫害中國民衆，縱容中共把黑手伸向海外，把迫害延伸到海外。
原計劃隨同德國外長、自民黨主席韋斯特韋勒訪華的德國漢學家史蒂曼被中共拒籤後，德國社民黨外交事務專家羅爾夫．米岑尼希(Rolf Muzenich）表示，此事件說明，僅僅公開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或表達對維權人士的支持，還遠遠不足以在政治上和北京抗衡。史蒂曼則批評，中共當局的領導人沒有「自由、平等」等思想。
米岑尼希與史蒂曼先生的判斷是清醒的。面對中共這樣一個高壓殘暴、善於僞裝的專制政權，世界各國政府需要認真審視中共的所作所爲。護照與簽證不應成爲政治控制與迫害工具。只有對中共的無理要求與出格做法作出堅決的回應，自由社會才能保證自由不受侵犯與腐蝕，同時幫助中國人民奪回屬於自己的基本權利。
大紀元編輯部
201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