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正面抗日，对背后不断破坏骚扰威胁政府全盘抗日大计，试图建立苏维埃政权分裂国家的中共发动了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此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苏联开始面临着东西方战争的威胁，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 “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即在中国，要求中共要“联蒋抗日”。但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

正是在苏联的指示下，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侵略中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后，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面临着国民党数倍于己军力的包围，中共为了求得生存空间，采取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联蒋抗日”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暗地里反蒋不抗日；二是国统区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实为中共制造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当时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是向驻守在陕西、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并派中共党员策反张学良和杨虎城，并最终取得成功，张学良甚至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根据中共党建杂志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张学良遂发动了西安军事叛变。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

事实上，西安军事叛变的幕后策划者正是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然而，出乎张、杨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而曾经态度暧昧的各地方势力也一致讨伐张、杨。

最让张、杨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的反应。担心同时将面临东西线作战的斯大林在事变后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中共的“背信弃义”，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无论中共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那么，后来的张学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发动的西安事变呢？1954年，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

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只是张学良醒悟的太晚了！